摘要我所遇到的王洪文，在批判他人所秉持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与等级观念之际，对于个人抱负的追求却表现得毫无保留。
毛泽东与徐景贤
在此，我想先谈谈我所结识的王洪文。我与他的相识源于上海那段文革动乱的岁月，确切的日子是1966年12月18日。初识王洪文时，他给我的印象是一个退伍军人的形象。他偏爱身着军装，当时正值冬季，他那件棉质的绿军装已被磨损得泛白，头戴一顶翻边的海虎绒帽子，胸前别着一枚毛泽东像章。
他口音纯正，带有浓厚的东北腔调，尽管在上海话的运用上略显生疏，偶尔能夹杂几句，但日常交流依旧以东北话为主导，那独特的鼻音更增添了几分魅力。他自称是吉林省长春市郊区的土生土长之人，生于1935年，比我小两岁。他的童年充满了艰辛，既要负责耕作土地，又要照料牲畜，东北的猪和马都需要放养，需要人力驱赶。他的小学教育并未完成，文化程度并不算高。
自幼年起，王洪文便在吉林这片土地上四处漂泊。他曾回忆说，在解放前夕的东北，时常可见那些被称作“老毛子”的人——那是东北人对苏联人的俗称——他们来到饺子摊前，因无处可盛饺子，便摘下帽子，恳请店家将饺子倒入其中。我们只能在一旁静静地目睹这一幕。1951年4月，十六岁的王洪文来到了东北，选择了军旅生涯。他常常表示，他与众人，尤其是与您徐老，并非同一条道路上的人。
那日，他醉意朦胧，紧握着我的手，话语间带着些许哽咽：“老徐啊，你可能未曾察觉，但在我内心深处，总有一股难以言说的隔阂。我曾牧猪放牛，而你，却是知识分子。”他的言语，宛如酒后真言，流露出他内心深处那份难以掩饰的自我认知，总感觉我们并非同行者。
王洪文自参军入伍，便在浙江湖州二十七军军部担任通讯员。这段经历，使他与时任军长、内蒙古军区司令员尤太忠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尤太忠常以亲昵的口吻唤他“小王”。在随军开赴朝鲜，投身抗美援朝的战斗中，他最初负责警卫工作，后来又转为通讯员的角色。王洪文勇猛果断，他曾自豪地提及，身为通讯员，他多次冒着枪林弹雨，穿梭于烽火连天的战地之间，传递信件。在路途中，疲惫不堪之际，他机智地利用两名英勇牺牲战士的遗体作为垫背，稍作休息，补充体力后，继续勇敢地前进。
在抗美援朝的烽火岁月中，他英勇奋战，功勋卓著，按理说，应当获得晋升的机会。然而，硝烟散去，他却未能如愿以偿地提升军衔。归国后，部队成立了军乐队，他毫不犹豫地提出了加入的申请，并且很快得到了批准。我出于好奇，询问他打算担当何种角色，他的回答出乎意料，竟是担任黑管演奏。即便我翻阅了所有关于王洪文的传记，也未曾找到这一细节。我进而询问他黑管演奏的水平，他坦诚自己并不精通乐谱，只是随性吹奏。此外，他还提及在部队时，总是随意地抛掷船帽，显得懒散不羁。
在军乐队中，他荣获副排军衔的荣耀，尔后便卸下了吹奏黑管的职责，离开了军队的行列。服役期间，他荣幸地加入了党的组织。鉴于晋升的空间有限，他作出了退役的决定，并转而加入国棉十七厂，担任了一名保全工的职务。他向我娓娓道来，那时的工友们都亲切地称呼他们为“小加油”，这缘于他们的工作内容是在众多纺车上进行加油的操作。
每至回厂之际，我总会购置六瓶啤酒，左右腋下各紧夹两瓶，手中再握两瓶。随后，我登上自外滩始发的六路有轨电车，一边沉浸于乘坐的乐趣之中，一边畅快地品味着啤酒。电车“哐当哐当”地穿梭于杨树浦，六瓶啤酒便在不知不觉间尽饮无余。他的这一饮酒习性，似乎与日后所显现的酗酒倾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昔日，一名年轻工人居于工厂，每逢周末，他总是过得相当乏味。王洪文在工厂的薪酬长期偏低，直至他被调至保卫科工作，这才稍有提升。即便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的月薪也仅维持六十八元。他花钱颇为豪爽，既无储蓄，亦无房产，因此在寻觅伴侣的道路上显得颇为艰难。
到了1950年代末尾，王洪文与崔根娣相遇。崔根娣是上棉十七厂托儿所的一名保育员，虽然只是临时工，但她的家庭背景在王洪文看来却显得相当优越。她自幼便被一对和蔼可亲的老工人夫妇收养，他们居住在定海路桥附近一间不超过十平方米的小平房里。王洪文对崔根娣的情况非常满意，经过一番追求，两人终于牵手走进了婚姻的殿堂。婚后，他们共育有一女和两名儿子。
文革的硝烟弥漫之际，王洪文在工厂张贴有关四清工作队及党委的大字报，一时之间声名鹊起，成为上海地区早期造反派的中坚力量。在与他的交往过程中，我发现他一方面对他人持有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和等级观念进行猛烈抨击，另一方面却对这类事物怀有深深的向往。起初，他身着朴素的棉军装，但一旦掌握了权力，便开始讲究排场，频繁更换崭新的军装，这些军装皆是从军队中索得。他甚至向部队索要了牛皮皮鞋和长大衣，并特意挑选那些口袋配有盖子、能彰显干部身份的款式，披挂身上。
最初，他安身于康平路的公寓小区，该社区由三栋四层高的住宅楼组成，每层楼分配了两套住宅，一套用作办公，另一套则作为居住之用。他所居住的这套公寓，内部格局为两室两厅，昔日曾作为市委常委的住所。
踏入公寓，王洪文的视线很快被一排雅致的双层花园洋房所吸引。每座洋房都配有独立的庭院，栽种着各式果树，显露出匠心独运。往昔岁月，柯庆施、陈丕显、曹荻秋、张春桥等知名人士曾在此居住。马天水、王少庸等人也曾将家安顿于此。王洪文内心激动不已，深切感受到自己地位的显著提升，便搬迁至前方的小洋房中，开始了新的生活。
迁入这座小洋房之后，他并未就此满足，旋即又购入了另外两套房产。身为中央副主席，尽管在上海的地产中所占份额并不大，且鲜少在此居住，但他仍觉得住所的气派尚显不足，于是决定搬迁至一幢独立的三层楼洋宅。这座洋宅装饰考究，位于康平路大院的一角，独享荣昌路的入口。洋宅的二楼藏有一间隐蔽的房间，看似一面普通的穿衣镜，实则推开之后，便是一条隐秘的通道。通道的尽头，隐藏着几间密室。这一切无不昭示着，随着地位的不断攀升，他对物质享受的追求愈发强烈。
1975年，他果断地放弃了康平路院落中那座宽敞的洋房，重返上海，选择了东湖路七号作为新的居所，那正是如今东湖路与淮海路交汇处的转角处，那里有一座大型的院落，其中设有游泳池和网球场。入住不久，他便委托市委招待处起草了一份报告，提议将东湖电影院纳入其个人专用范围。当时，我对此提议感到过分奢望，一方面，毛主席正倡导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而他却在不断扩张个人的资产阶级法权。我以东湖电影院历史悠久，始建于上海解放前为由，向马天水表达了我的担忧，认为将电影院划归个人所有是否适宜。我的意见最终导致了此事的搁置。
王洪文对汽车情有独钟，于上海私藏了六辆爱车，并配备了专属座驾。其中，一辆豪华的三排座大红旗引人注目，车内恒温系统一应俱全，驾驶座与后座间设有可升降的玻璃隔离，既确保了良好的隔音效果，又可根据需求灵活调整视线。另一辆则是日常出行的德国奔驰。上海牌桥车则常用于下基层，以展现良好形象。伏特加和北京吉普则成为处理信件、运输物品以及偶尔狩猎时的得力助手。此外，他还特别定制了一辆防弹轿车，其玻璃厚度达数英寸，车身采用防爆钢板，重量惊人。他曾将该车带到靶场，经机枪、步枪射击及手榴弹轰炸，均未能击穿。每次前往北京，他都会将这辆防弹车停放在车库，从北京返回上海后再次投入使用。
在上海，王洪文亦对酒情有独钟。彼时的地方风气较为严谨，即便是在宾馆之内，饮酒也需自掏腰包。面对这样的环境，他时常前往军营，与军长、师长、副司令等一众将领畅饮。今天与这位将领把酒言欢，明日又与那位将领共醉一堂，常常是酒意醺然，醉态可掬。
自林彪事件之后，王洪文被委以重任，执掌上海警备区的要职，前往杭州处理相关事务，其气焰愈发嚣张。彼时，他沉溺于各式宴席的簇拥之中，酒量日渐增长，饮酒作乐无度。我曾与王秀珍一同前往杭州探望他，只见他每日四餐皆以茅台相伴，即便是早餐与夜宵也不例外。醉酒时，他言语不清，醉态可掬。待其酒醒，便热衷于外出狩猎。当时，写作组的王知常也随他前往杭州，协助整理项目资料，历时两个月。目睹王洪文这样的行为，我心中不禁积聚了怨气。私下里，我挥毫泼墨，赋诗一首以抒发胸臆。
上海都督西湖游，
下马且饮洗尘酒。
高宾良朋欢腾座，
挥拳舞觥夜作昼。
深山猎兔驱快车，
大江射雁泛轻舟。
胡涂官司君休问，
上车莫忘鸡和狗。
“绝无可能。若他意图在我们这里谋取不正当之利，那将断无此事。”
1972年，王洪文受命从上海调至中央工作。起初，并未赋予他核心领导之位，而是委托周恩来同志对他进行悉心培养与严格考察。
王洪文重回上海，其目的在于展开深入的调查研究，并着手为即将举行的党的十大做筹备工作。踏入位于康平路的市委办公室的那一刻，他急切地渴望与市委写作组负责人朱永嘉会面。
王洪文忆及，在京城的那些日子里，毛主席曾叮嘱他深入研读《后汉书》中的《刘盆子传》。鉴于这部古文晦涩难解，他一时之间难以领会其精髓，于是特地邀请了朱永嘉为其进行详尽的阐释。
毛泽东对《后汉书》与《三国志》研读无数，可谓烂熟于心。他曾言，西汉时期的高祖、文帝、景帝、武帝、昭帝诸帝，其事迹颇具趣味；而东汉唯有光武帝的传记值得一读。毛泽东也曾多次叮嘱其秘书等人，特别推荐阅读《后汉书》与《三国志》中的《党锢传》、《曹操传》、《郭嘉传》、《程昱传》、《贾诩传》、《刘晔传》、《夏侯渊传》、《田畴传》以及《董卓传》，唯独未曾提及《刘盆子传》。此次，毛泽东是单独对王洪文下达了这一阅读指导。
朱永嘉将此事告知于我，我立刻领会到：毛泽东一贯倡导“古为今用”的读书理念，而他如今让王洪文研读《刘盆子传》，其中必然蕴含着深刻的寓意。为了深入挖掘其内涵，我即刻要求朱永嘉迅速寻得《后汉书》以便研读。
刘盆子是谁？
《刘盆子传》中记载：“刘盆子，出自泰山脚下的式县，是城阳景王刘章的直系后裔。”式县位于泰山的怀抱之中，与泰安城毗邻。景王刘章，乃汉高祖刘邦的孙子，盆子继承了其家族血脉，虽然沾染了皇家血脉，但他仍旧属于刘氏一脉。然而，在那个时代，他的社会地位却极其卑微，仅是一名牧牛的少年，世人便称他为“牧牛童子”。
于王莽篡夺汉朝末期，赤眉军起义如同狂风骤起，琅琊人士樊崇在莒县高举义旗，领兵西征，目标直指长安。有人向起义军领袖樊崇献计：“将军统帅百万精锐，西征帝都，然尚无尊贵称号……若能拥立刘氏宗室为帝，秉持正义讨伐，凭借此名号发布命令，还有谁敢不遵从？”樊崇采纳了此策，决意寻找一位刘姓宗室，让其登基称帝，以正名分，号令天下。
往昔，景王刘章的后代在赤眉军中集结达七十余人，其中刘盆子、刘茂、刘孝三人血统最为接近皇室。关于皇位继承问题，赤眉军首领樊崇与将领们商讨后，忆起古时天子出征时被封为“上将军”，便有了创意，挑选三片小木片，其中一片镌刻“上将军”三字，作为象征，与另外两片空白木片一起放入方形竹筒，通过“摸彩”的方式决定皇位继承人。
审时度势，赤眉起义军在陕西华县郑北地区搭建起一座高台，举行了一场庄重而隆重的庆典。樊崇召集了军中高级将领，他们齐聚台阶之下，命刘盆子等三位将领依次登台，依年龄顺序从竹筒中抽取“符签”。年幼的“牧牛童子”刘盆子，因年岁最轻，在抽签时意外地抽到了标注着“上将军”字样的木签，从而意外地登上了帝位。众将领纷纷向他行跪拜之礼，尊他为君主。当时年仅十五岁的刘盆子，尽管身处帝位，却依旧保持着往日的习性，时常与一群孩童在郊野间嬉戏游玩……
王洪文的生平在诸多方面与刘盆子不无相似。他早年便曾在吉林东北的广阔田野间牧牛养猪，从事农耕劳作。追溯至1968年国庆佳节，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亲切接见了他，王洪文便向领袖汇报了自己的这段过往。毛泽东亦曾多次向他人提及王洪文，赞誉他曾是农夫，服役于军，投身工业，而后又步入干部行列。
毛泽东特地选取了《后汉书》中关于放牛娃刘盆子的传记，特此推荐给其阅读，意在告诫他，凭借刘盆子的资历、能力及社会地位，是无法成就的，他之所以能够“摸彩”获得皇位，全赖刘氏宗室的庇护；而你，王洪文，资历尚浅。你应当自知之明。若不勤于学习，不思进取，最终难免步刘盆子后尘，即便身处显赫高位，仍旧不思进取，整日与一群“牧儿”嬉戏，最终难免落得失败的结局。
毛泽东当时对王洪文充满期待，然而内心亦存忧虑：回顾我党历史，曾有过工人出身者被选为高级党内职务的先例，但结果不尽如人意。王洪文能否担此重任？是否会步向忠发之后尘？毛泽东对此颇为关切，特意嘱咐王洪文研读《刘盆子传》，此举显然意在传达他的担忧与忧虑。
王洪文特地邀请朱永嘉次日带着《后汉书》前往康平路大院，意图对《刘盆子传》进行深入剖析。朱永嘉在接到通知后，于写作组办公室对这篇文章进行了细致的研读。阅读完毕，他激动地拍案而起，向身边的市委写作组的几位领导核心直言：“其意昭然，毛主席这是在提醒王洪文，切莫重蹈刘盆子覆辙！”
随即，朱永嘉急匆匆地赶至康平路上的我的办公室，与我商讨对《刘盆子传》的解读之道。我向他建议，宜专注于古文的翻译，不宜夹杂个人见解。除了对《刘盆子传》进行白话文的详尽阐述，不宜再添加其他观点。
次日，朱永嘉在王洪文的办公室内，一字一句地解析《刘盆子传》，王洪文则侧耳细听，神情专注。在繁忙之余，他更是亲自翻阅《后汉书》，悠然沉浸于书卷的海洋。一番聆听与研读之后，王洪文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久久未曾开口。
王洪文性格机敏，政治洞察力敏锐。仅听了一遍翻译成白话的《刘盆子传》，他便洞悉了毛泽东让他阅读这篇文章的深意。然而，他也是个深藏不露之人。在朱永嘉面前，他始终保持沉着冷静。读完《后汉书·刘盆子传》后，他并未发表任何读后感，而是巧妙地将话题引向别处，讨论了一些其他话题，从而使得这次读书活动草草收场。
王洪文此后的一系列举动，昭示了他不可避免走向覆灭的结局。毛泽东曾命王洪文研读《刘盆子传》，然而王洪文终未能深刻领悟其意。毛泽东的忧虑并非无的放矢：王洪文终成了一位“刘盆子”的翻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