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相一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不敢食言，因担心失去军心和民心。
众所周知，在西安事变中，蒋介石口头承诺了一系列条件，其中包括“停止剿共，一致抗日”，随后便被释放返回南京。
蒋介石抵南京，走出舱门
颇令人称奇的是，蒋介石返回南京后，果然恪守诺言，中止了内战，未再对红军发起任何攻势。
然而问题来了：
在那个群雄逐鹿的时代，口头承诺的分量微乎其微，换言之，按照理论上的可能，蒋介石有能力重新集结他的军队，再度对陕北的红军发起围攻。
毕竟，兵不厌诈。
蒋介石为何未如此行事？
针对这个颇具趣味的问题，老冯今日将简要而直接地为您剖析一二。
实际上，若我们追溯至那个历史时期的真实状况，不难梳理出蒋介石坚守承诺的缘由：
原因之一：张学良将蒋介石安全送回南京后，蒋介石抵达南京后首要棘手的问题并非应对红军的数万之众，而是如何妥善处理张学良率领的二十万东北军。张学良抵达南京机场后即被蒋介石软禁，因此蒋介石最忧心的是如何妥善处理这支东北军，以防他们发生叛乱。实际上，蒋介石直至1937年6月才逐步完成了对二十万东北军的分化、瓦解和改编。尽管这一过程充满挑战，期间还发生了官兵的暴动，即所谓的“二二事件”，具体细节此处不再详述。蒋介石耗时半年终于平定东北军后，1937年6月，华北局势已趋于紧张，日本加速推进“华北独立运动”。7月7日，抗战爆发。退一步讲，即便蒋介石在瓦解东北军后计划再次进攻延安，也已无暇他顾，因为日本人的侵略已经迫在眉睫。
原因之二：蒋介石忧虑触怒苏联，恐致苏联军事支持中断。实则，西安事变推动了苏联与国民政府的协商，促成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起草。事变后，苏联对国民政府明确表示，若蒋介石停止内战，团结抗日，苏联将提供包括武器弹药在内的军事支持。苏联此举的动机何在？答案在于1936年11月25日，德国与日本签订《反共产国际协定》，形成东西夹击苏联的战略，苏联因此感到不安。因此，蒋介石停止内战，共同抗日，与苏联的利益相吻合。对蒋介石而言，苏联承诺的军事支持对国民政府至关重要。鉴于抗日战争的必然性，蒋介石在此时为了苏联的援助，不愿与苏联交恶，故未再次出兵攻打延安。否则，一旦失去苏联的支持，未来对抗日本将面临更大挑战。
原因之三：西安事变，作为当时震惊海内外的重大事件，其经过被报纸、杂志、广播等媒体密集追踪报道。因此，“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口号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过程中，在全国各大媒体上频繁亮相，不仅深入人心，更极大地提振了当时民众的士气。鉴于此，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全国上下，包括军事将领、各级官员，普遍形成了“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心理共识。预期因此，此刻若蒋介石忽然反悔，重整旗鼓，再次对延安发起围攻，此举不仅是对民意的严重违背，亦与当时绝大多数军事将领及各级官员的期待相悖，必将激起众怒，内乱的风险亦将大大增加。
原因之四：唯有抗击日本，方能确保自身安全。这是因为在他治下的民国时期，虽然表面上看似统一，但实际上，众多省份的军事和财政大权并未完全归属于中央，诸如刘湘、阎锡山、龙云等众多地方军阀各自为政，军令不统一。鉴于此，蒋介石不敢轻易再次集结大军进攻延安，因为他害怕西安事变的悲剧重演。
真相二
蒋汪“双簧”真假？
“你承担容易的任务，而我则面对艰难的挑战。”换言之，蒋介石坚定地投身于抗战事业，而汪精卫则扮演起“假装投降”的角色，试图迷惑日本侵略者。
此说法不成立。
演讲中的汪精卫
理由有三：
第一个理由：与蒋介石日记不符。
1938年12月18日，汪精卫毅然离开重庆，投奔敌方阵营。至22日，蒋介石在其日记中记录道：
“我国党国不幸，竟有此等无耻之辈。纵然他们心怀诚意与正义，终究无法与他们的狡猾与虚伪相提并论，实乃奸诈之极。注意：一、据接龙志舟来电，汪氏在离行前曾明确表示与敌对之倭人有约，拟在港进行和平协商，然而其糊涂与卑劣已至此地步，实已无可救药。二、汪氏离任后，对党、政、军及各地关系的影响。三、近日肝火旺盛，傲慢之气渐显，应特别警惕，以防不测。四、汪氏离任后，我国外交与对敌策略或受何影响？”
从蒋介石的日记中，我们得以窥见，蒋介石对汪精卫背叛国家、投靠敌方的行径，事先竟毫无所悉，而且，他对这一事件表现出了极度的愤慨。因此，所谓蒋介石与汪精卫“合演双簧”的说法，实无任何事实根据。
第二个理由：军统特工刺杀汪精卫于河内。
蒋介石对于汪精卫叛逃并投靠敌人的举动深感震怒。随即，军统派遣特工人员，由陈恭澍率领，前往越南河内执行刺杀汪精卫的任务。实际执行刺杀行动的日子定于1939年3月21日。然而，当天汪精卫侥幸逃过一劫，刺客误闯了错误的房间，反而将汪的亲戚兼助手曾仲鸣误杀。
此事亦鲜明昭示：所谓的蒋介石与汪精卫“双簧说”实属无稽之谈。
第三个理由：汪精卫背叛，损害蒋利益。
鉴于汪精卫当时身为国民党副总裁，其背叛祖国投向敌营，对全国抗战士气的负面影响极为深远，对广大将士的战斗意志构成了严重威胁。加之，汪精卫在沦陷区组建伪政府，对国军在沦陷区的情报与游击网络造成了巨大破坏。因此，汪精卫所谓的“双面戏码”投入成本过高，违背基本常理，其说法显然站不住脚。
真相三
蒋身边地下党包括谁？
蒋介石及其团队在情报工作上屡遭挫折，尤其是在第二次国共内战期间。彼时，蒋介石的核心幕僚安插了众多地下党的耳目，可谓无时无刻不在敌人的监视之下。夸张而言，蒋介石的任何举动均如同在明处上演，无所遁形。以下仅列举数例：
郭汝瑰：国民政府国防部作战厅的厅长，实则身负双重身份，系我党地下工作者。在内战烽火连天的岁月里，国民党军队的装备配置、兵力部署、编制序列以及作战策略等关键情报，均由他一手提供。其中，尤以那幅至关重要的“长江江防要图”最为引人注目，亦出自郭汝瑰之手。
吴石：国民政府国防部参谋次长，同时也是一位地下党员。在淮海战役的关键时刻，正是他提供了国民党部队的兵力部署图。遗憾的是，吴石先生在台北英勇就义。
1950年6月10日，台北城内，吴石将军在庄严的气氛中签署了最后的判决，准备踏上前往刑场的路途。
葛亦远：此人为军统“十三太保”之成员，亦系地下党的一员。
熊向晖：胡宗南的机要秘书，实则我党地下工作者。正是由于他的情报支持，胡宗南屡次战役中屡遭败绩，多次策划对延安的突袭亦均告失败。
王黎夫：国民党军后勤部储备司的司长，实则我党地下工作者。在淮海战役的关键时刻，无论是国民党军所拥有的粮草储备、被服物资，抑或是弹药存量，他都能如数家珍，这一切数据的提供与资料的搜集，均出自他之手。
傅秘书阎又文他不仅是地下党成员，更屡次提供关键情报与资料。
今天列举的，仅是冰山一角。
真相四
蒋以德报怨对日军
日本投降之际，侵华日军缴械投降。蒋介石随即确立了对日军的优待政策，此举当时被誉为“以德报怨”。在蒋介石的优惠政策下，逾百万的放下武器的侵华日军和日本侨民得以顺利返国，这一切显然与蒋介石的宽宏政策密不可分。
但疑问随之而生：蒋介石为何选择对日本人“以德报怨”？他为何会实施优待日本人的政策？这难道仅仅是出于他的仁慈之心，抑或是所谓的“妇人之仁”所致？
事实上，蒋介石当年对日本人的优待，基于两大考量：
第一个考虑：忧虑日军可能发起叛乱。尽管当年的一百多万侵华日军已投降并放下武器，但“放下武器”并不意味着所有武器都已收缴。实际上，仍有大量武器掌握在日军手中。因此，若对投降日军采取粗暴政策，将不利于妥善处理这批庞大的日军群体。鉴于此，制定优待政策显得更为现实可行，其目的在于顺利接收投降日军的武器和物资，而非仅仅因为蒋介石的仁慈之心。
根本博，曾任侵华日军的高级将领，于1949年协助国民革命军指挥了金门战役。
第二个考虑：蒋介石想讨好日本人。为何？因为蒋介石认为，侵华日军里面有很多能打仗的将领，对他有用。有什么用呢？答案是：对付八路军，也就是后来的解放军。后来的历史证明，蒋介石的这个政策确有成效，他确实成功笼络到一批日本将领，为他卖命，例如冈村宁次、根本博、富田直亮、山本亲雄、照屋林蔚、中尾一男、冈本秀彻等，名单很长，这些人后来到台湾，帮蒋介石训练军队，指挥作战，策划战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