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安庆码头，毛主席军舰特批陈松年补助，陈独秀三子迎来命运转折

安庆的春天，总带着江南湿冷。1953年，码头边的砖窑厂里，陈松年一身灰尘，腰背驼得厉害。工头远远一嗓子：“老陈，厂办叫你去！”他搓着手，心里直打鼓。推开斑驳木门，地委书记傅大章正端着搪瓷茶缸，桌上一个牛皮纸信封。傅书记放下茶缸：“松年同志，这是你这个月的补助，毛主席特批的，每月三十元。”陈松年愣了，嘴唇哆嗦，“毛……毛主席？”傅书记压低声音，说起前天夜里主席在军舰上专门问起陈家，还念叨着陈独秀是有功劳的，五四运动他是总指挥。陈松年扑通一声跪下，对着墙上的毛主席像，咚咚咚磕了三个响头。傅书记忙搀他起来，“使不得，新社会不兴这个。”陈松年哽咽着指向窗外，提起了江对岸陈家破屋，和大哥陈延年收到通缉令的那年。

这样的场景，其实在安庆码头边并不罕见——码头工人多，日子清苦。地方志里记过，那阵子工人们一到冬天，手指都开裂，搓着砖坯时总有几声咳嗽。陈松年从小跟着祖母和母亲长大，父亲陈独秀常年在外奔波。他命运坎坷，还没成年就接连遭遇至亲离世：1927年，大哥陈延年在上海被捕，宁死不屈，被乱刀砍死；第二年二哥陈乔年也在上海遇害，姐姐陈玉莹精神崩溃后不久也离开人世。陈松年那年只有十七，背着二十块大洋赶去上海，却被国民党拒之门外，连遗体都不让见。后来回忆，他说那段时间，每次听见收音机里播报“共匪头目伏法”，就觉得胸口发紧，仿佛长江水都要把他带走。

补助金到手的那一刻，陈松年攥着信封，眼眶发红。傅书记问起父亲晚年，他的记忆又回到1937年南京老虎桥监狱。那年，第一次见到陈独秀，隔着铁栅栏，老人乱发如草，囚衣带墨迹，却一丝不苟地写字教本。“男儿有泪不轻弹”，父亲的话，像门板一样硬。探视快结束时，陈独秀偷偷塞给他半块馍馍——后来才晓得，那是省下三顿的口粮。陈松年家里贫困，祖母去世那年，寿材都买不起，用旧门板钉的。那天暴雨，坟坑成了水塘，他跪在泥水里一瓢一瓢往外舀。傅书记听得入神，茶凉了都没发现。

夜里回到江边的小窝棚，妻子窦珩光正在补衣裳，煤油灯光豆大。陈松年拍下信封，“毛主席给的，每月都有！”窦珩光腿一软，四个孩子都扑上来。最小的女儿伸手要摸钱，被母亲一把打回去：“脏手，这可是……”陈松年忽然有点激动，说，“是大哥二哥用命换来的。”他翻出珍藏的黄埔同学录，照片里陈延年军装笔挺，旁边站着年轻的周恩来。背后写着，“革命不忘读书，读书不忘革命”。这样的家风，在安庆街坊跟前也算是出了名。

第二天清晨，厂里喇叭响起《社会主义好》，陈松年带着补助金去换米面油盐，还特意称了半斤五花肉。肉铺老板边割肉边嘀咕，“老陈发财了？”陈松年声音洪亮，“毛主席惦记着我们陈家呢！”这句话惊飞了电线上的麻雀。回家路上，他看见居委会贴着标语，“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心里突然一阵酸楚，蹲在路边嚎啕大哭，吓得宣传队的小姑娘有点不知所措。老人们常说，那年代的安庆街头，谁家贴上红纸黑字，自然是有故事的。

补助不只是一张钞票。地方政府很快又确认了陈延年、陈乔年的烈士身份，给家属发了烈士证书。陈松年拒绝了抚恤金，说大哥要是活着，肯定骂他占公家便宜。只求了一张主席相片，想供在祖宗牌位旁边。这样的心气，在陈家是传下来的。“站着是擎天柱，倒下是长江桥！”陈独秀曾这样吼过。后来陈松年念叨，“这不仅是钱，更是给了我们家的荣誉和地位。”据陈长瑛回忆，父亲总是叮嘱孩子们，要记得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恩情。在那个讲究出身的年代，这种认可，才是真正的生存空间。

1958年秋，安庆中学礼堂里，陈松年大女儿戴着大红花，在欢送工农兵学员上大学的横幅下发言。台下掌声雷动，陈松年坐在首排，悄悄抹泪。校长凑过来，“二小子明年毕业，保送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陈松年连连摆手，“他数学才考六十分……”校长神秘一笑，“聂荣臻元帅特批的，周总理视察哈军工时提过，陈延年的侄子该照顾。”这些话，后来在安庆坊间传开了，说陈家有出息，靠的不只是补助钱。

补助金一直发到1990年陈松年过世，陪伴了他大半辈子。他的四个儿女，其中三个都上了大学。陈松年常说，他最感激的不是钱，而是毛主席和共产党给了父兄公正的评价。1979年春节，陈松年搬进了筒子楼，小孙子指着墙上三张照片问，“爷爷，这个戴眼镜的是谁啊？”“这是你大爷爷延年，1927年牺牲的。”“这个拿书卷的呢？”“你二爷爷乔年，1931年就义。”孩子又指着中间的画像，“那这个笑眯眯的爷爷……”陈松年突然挺直腰板，“这是毛主席！”他捧出红布包，烈属证上写着毛泽东三个字。窗外爆竹声震天响，电视里正播着春节联欢晚会，主持人喊着“铭记为新中国献出生命的革命先烈！”陈松年望着窗外万家灯火，轻声哼起幼时大哥教的歌谣——“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

码头工人里老一辈都认得陈松年，有人说，安庆江边的春天，总是冷里带暖，跟补助金一样，细水长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