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70年春天开始，林彪指使人编写《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史》，企图全面篡改党的历史，吹捧林彪，为其反党夺权制造舆论。在庐山召开的党的 九届二中全会
1970年8月18日午后两点，我陪同毛主席乘坐专列，自杭州启程，驶向江西庐山，以参与党的九届二中全会。翌日，即8月19日，我们抵达九江市。于是在九江市火车站下车后，我们转乘汽车，当天下午便登上了庐山。在那里的8月19日至21日，毛主席专注于阅读与休息。
自19日登上庐山以来，我便全身心投入到九届二中全会的前期筹备工作中。8月22日的午后两点，庐山三所毛主席的办公室内，召开了一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毛主席、林彪元帅、周恩来总理、陈伯达、康生等均出席了此次会议。我作为列席代表，肩负起记录的重任。会议的核心议题是讨论并确定九届二全会的具体议程。
原定于第九届二中全会的议程包括两项：首先，是对即将提交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的新宪法草案进行讨论与修订；其次，则是研讨国民经济的年度规划。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会议中，毛主席提议增添一项议题，即对当前的形势进行深入探讨。
毛主席指出：“除却商讨宪法修订与规划议题之外，我们亦应关注形势问题。据我所掌握的信息，形势问题似乎引起了大家的浓厚兴趣。”康生补充道：“宪法修订工作已持续一段时日，宪法委员会亦已召开了首次会议。目前，全国上下正热议宪法草案的修改事宜。”毛
主席指出：“宪法修改草案业已备妥，可供各位审阅。然而，诸位更为关注的，仍是当前的形势问题。”林彪、周总理、陈伯达、康生等人均对毛主席的提议表示赞同，并共同建议由毛主席亲自阐述形势问题。
“那么，两位就此事好好商议一番，共同解决吧！”
周总理随后展开了关于计划议题的讨论。他指出：“自本年度计划会议召开以来，成效显著，五个月的时间里，我国的生产效率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升，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亦显著增强。”毛主席补充道：“关于下放权力一事（即中央将管理经济、企业以及财政、物权、投资等方面的部分权力下放至地方——作者注），虽然我们已经提出了相关措施，但地方政府似乎并未完全掌握下放的精髓，对下放政策的解释也不够清晰。此次计划会议则成功解决了这一问题。”
周总理续道：“各省市自治区不仅农业焕发新活力，取得显著进步，工业的景象亦然可嘉。今年计划的执行进度与既定预期相差无几，尽管在文革初期两年略有下滑。”周总理所言，1970年全国国民经济发展的实际成就，大体上与“三五”计划设定的目标相吻合。
毛泽东指出：“自解放以来，我国实现了全国统一，随之而来的是南粮北调与北煤南运的挑战。尽管在解放前也面临此类问题，但我们当时并不了解。在蒋介石统治时期，我们无从得知煤炭是否南运，粮食是否北调。显然，这个问题需要逐步解决。目前，南方已发现大量煤矿资源，而北方粮食自给自足的能力也在逐步增强。”
周总理曾言：“人民的生活确实得到了显著改善。此等局面，主要得益于毛泽东思想的广泛传播。随着毛泽东思想的传播，生产技术和实践经验亦随之扩散。”
康生续道：“无论何地毛主席思想得以深入人心，那里的工作和生产必然呈现向好态势。此乃规律使然。”毛主席闻言，轻轻摇了摇头，表明他并不认同这种观点。
毛主席曾言：“关键在于我们应依赖何人。有人依赖专家来管理工厂。在工业领域，我认为必须依赖专家、科学家，甚至包括外籍专家。然而，除了这些，我们同样需要依靠工人阶级。”
毛主席指出，在工业发展过程中，既要倚重专业人士，这其中亦包括外籍专家，同时亦需充分发挥工人阶级的力量。林彪紧接着补充道：“关键在于激发全国亿万人民的积极性。”
陈伯达随声附和道：“我实地考察了一番，情况相当乐观。群众的参与热情高涨，干劲十足，甚至中学生也纷纷自主创办工厂。”经济议题讨论完毕后，常委们转而讨论政治议题。周总理随即提出：“此外，我们还需关注党代会的相关事宜。”
康生言：“恐怕若干县、市，乃至某些省、市，均将举办党代会。”
毛主席曾言：“党代会不仅应自下而上召开，亦有需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康生亦表示：“两种方式均可行。”
周总理分析指出：“待至明年，九大召开两周年之际，各省、市、自治区召开党代表大会，我认为基本上是可行的。”
毛泽东询问：“各地整党工作不是早已启动了吗？‘淘汰旧有’这一步进行得如何了？看来成效可能不太显著？蒋南翔这样的干部还是应该留下。”
周总理回应道：“目前挂职者较多。”康生接着补充：“我所说的‘挂故’，指的是那些需要处理的党员干部被暂时搁置一边。”（1968年，毛泽东主席在谈及整党问题时提出“吐故纳新”的方针。“挂故”即指当时对于那些需要处理的党员干部采取的搁置处理方式。——作者注）
毛泽东主席指出：“大家谈论挂职的例子很多，但我观察到实际中也有不少情况，关键还是要注重教育。”周恩来总理则表示：“有些人长期处于挂职状态，我认为还是到基层去劳动，与群众接触更为有益。”
毛主席觉得会议的讨论已经足够深入，便宣布道：“今日，我们已将大会的议程确定。会议就此告一段落吧！”
8月22日晚上8点整，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如期召开。与会人员包括中央政治局委员以及参加九届二中全会的各大区召集人。周总理、陈伯达、康生同志分别传达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对于九届二中全会议程安排所进行的讨论意见。
在传达过程中，周总理亦对我国的经济发展态势作了阐述。他指出，部分经济指标的完成情况较文革初期有所回落。恰在此刻，江青女士插话反驳，称农业生产并未出现下降。对此，周总理明确回应道：“我所说的乃是指工业领域。”
在周总理提及解决南粮北调与北煤南运的议题时，康生随即插言道：“回顾日本侵华时期，南北交通一度阻断，那时我们对于如何解决南粮北调、北煤南运的问题尚无确切了解。”随后，周总理、陈伯达与康生将常委会的讨论内容一一陈述完毕，便请我进行补充。
1970年8月23日午后3点，九届二中全会于庐山礼堂隆重召开。会议开幕前，中央政治局常委齐聚礼堂内的私密会议室。毛主席询问周总理与康生：“两位中哪位先行发言？”话音刚落，林彪即表示：“我欲发表一己之见。”（毛主席于8月31日撰写的《我的一些思考》，文章标题中的“一些思考”据作者所述，似是对林彪所述“发表一己之见”的直接回应。）
林彪提议发表讲话，周总理与康生随即回应：“那就请吧，您先发表。”关于林彪将要阐述的内容，多数常委事前并不了解。在讨论九届二中全会议程的过程中，林彪并未提及此事。毛主席环顾四周，指向林彪，指示道：“你们三位依次发言。”恰在此时，会议铃声响起，常委们陆续步入会场，并登上主席台就座。毛主席亲自主持会议，周总理随后宣布会议议程，林彪作为首位发言者，开始了他的讲话。
林彪一开头说：
“昨日下午，主席主持召开了常委会，并就本次会议发表了重要指导意见。近期以来，主席对宪法修订与人代会召开事宜始终表现出深切关注。宪法的修订与人代会的召开，均源自主席的提议。我认为，此举颇具必要，时机亦十分恰当。在国内外形势一片大好的背景下，召开人代会与修改宪法，不仅有助于巩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强化无产阶级专政和反帝反修斗争，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亦将产生深远影响。”
在完成开场白的阐述之后，林彪随即步入正题。他接着说道：
毛泽东同志堪称当代最杰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并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将之推向了一个全新的高度。……毛泽东同志始终代表着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他是我们党、政府、国家、军队的伟大缔造者。……今日的辉煌胜利，其决定性的因素无疑是毛主席的英明领导。”林彪进一步强调：“在仔细研究这份宪法草案后，我发现其显著特点在于，它确立了毛主席作为伟大领袖、国家元首和最高统帅的崇高地位，并将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这一点极其重要，不容忽视。……毛主席的领导地位是我们取得胜利的关键因素。……这一领导地位，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除了极端的反革命分子外，都无可否认。……我们事业的兴衰成败，均取决于毛主席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是否稳固。”
他强调说：
“我们一致认为毛主席是一位天才，我对这一观点深信不疑。……在本次宪法修正案中，特别强调了毛主席的领导地位，并将毛泽东思想确立为指引我们的领导思想。对我而言，这既是令我最为关注的，也是我认为最为关键的要点。”
林彪反复阐述其观点，长达一个半小时。显然，他对此早已准备充分。在讲话过程中，他手中持有一份讲稿。然而，他的讲话内容并未涉及形势分析，也未提出任何新问题。尽管台下的掌声此起彼伏，我却注意到坐在台上的毛主席听讲的神情逐渐变得不耐烦，明显流露出不悦之情。
周总理与康生均显露出一丝焦急的神色。而陈伯达则显得格外专注。林彪的报告在四点半钟结束。毛主席转向周总理和康生，语气中带着一丝不快：“你们来谈谈吧！”周总理立刻回应：“计划的相关资料与材料均已备妥，我就不再赘述了。”康生亦表示：“宪法的说明已经分发给各位，我也不再重复了。”随后，毛主席宣布会议结束。
当夜，周总理亲自主持召开了政治局委员及各区域召集人的重要会议，并部署了各组分别对宪法草案及规划议题进行深入探讨。然而，吴法宪在会上突兀地强调林副主席的发言至关重要，呼吁大家认真研习，并提议重新播放其讲话录音。与会者纷纷附和。周总理鉴于众人的意见，遂作出决定，安排次日24日上午的会议议程为聆听林彪的讲话录音，而下午则集中讨论林彪的讲话内容。
8月24日的清晨8点整，庐山礼堂内座无虚席，除了毛主席与林彪同志，九届二中全会全体与会人员齐聚一堂，共同聆听林彪同志的讲话录音。会议由我担任主持，周总理、陈伯达和康生同志亦莅临现场。录音播放了两遍后，直至11点半，会议才缓缓落下帷幕。
在聆听录音之际，有人提议将林彪的演讲稿分发给与会人员。与会者纷纷鼓掌，表达了他们对这一提议的赞同。周总理遂命我向毛主席请示此事。散会之后，我即刻向毛主席做了汇报。毛主席回应道：“既然大家一致同意印发，我亦无异议，便照此办理吧！”此外，毛主席还特别叮嘱，须待林彪审阅定稿后，方可发放。
我迅速将毛主席的指示通过电话传达给了周总理。周总理指示道：“请你务必抓紧办理，先行打印出清样，并提交常委会审阅。”我派遣王良恩前往林彪处取回讲话稿，但遗憾的是，他未能带回。25日，我再次命他前往，但依旧未能如愿。而在24日上午会议结束后，陈伯达在礼堂门口将一份材料悄悄塞给了我，并叮嘱道：“请将这份材料打印五份。”
我询问：“这材料是要提交给常委会的吗？”对方回答：“是的。”我浏览了需打印的内容，发现是一些语录。考虑到常委会审阅后可能会转发给政治局委员，我便指示会务秘书处准备20份副本。陈伯达要求打印的语录包括：
恩格斯赞马克思为天才。“这部作品堪称天才之作。”
卡·马克思所著《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中，弗·恩格斯为其德文第三版所撰写的《序言》收录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二一零至二一二页。
列宁赞誉马克思、恩格斯为天才。
1．“浏览这些评论之际，您仿佛置身于与那位卓越思想家的直接对话之中。”——《卡·马克思致路·库格曼书信集俄译本序言》，《列宁选集》第一卷，第769页
2. “马克思的天才之处，全然在于他对人类先进思想所提出的一系列问题作出了精辟的解答。”——《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列宁选集第二卷，第378页）
3．马克思的卓越之处在于，他率先从这个视角提炼出全球历史的普遍结论，并始终如一地秉持这一观点。这一观点便是关于阶级斗争的理论。
《马克思主义：其三大源起与核心构成要素》，《列宁选集》第二卷，第382页
4．在《预言》一文中，列宁援引了恩格斯对未来世界大战的论述，随后高度评价道：“这真是一种非凡的先见之明！”详见《列宁选集》第三卷第593页。
在现代社会的背景下，若缺乏约十位具有卓越天赋、经得起考验、接受过专业培养和长期教育，且能彼此高效协作的领袖，任何社会阶层均难以持续开展坚定不移的斗争。《怎么办？》列宁选集第一卷第422页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之所以能够创立他们的理论体系，不仅因为他们具备卓越的天赋，更关键的是他们亲身参与了那个时代的阶级斗争与科学实验的实践活动，……”《实践论》第264页《毛泽东选集》
8月24日的午后，各小组展开了关于林彪讲话的讨论。陈伯达、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分别在各自的小组中带头发言。他们同步引述相同的语录，遵循事先商定的统一论调，纷纷煽动情绪。当日下午3时，陈伯达莅临华北组参与讨论。他步入会场之际，恰逢一位同志正在发言。主持人遂打断该同志的发言，请陈伯达先行发表意见。
陈伯达说：
我毫无保留地支持林副主席昨日所发表的极富深度、极为重要、情真意切的演讲。林副主席在讲话中强调，本次宪法明确确认了毛主席作为伟大领袖、国家元首和最高统帅的崇高地位，并将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全国人民的行动指南。这一举措尤为关键，意义非凡。将此条款纳入宪法之中，历经诸多斗争，可谓斗争的结晶……
如今，竟有人肆无忌惮地诋毁，声称“毛泽东同志天才般地、创新性地、全面性地继承、捍卫并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将马克思列宁主义推进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此类言论实为讽刺之词。……有人借毛主席的谦逊之名，企图贬低毛泽东思想的价值。……更有甚者，有人宣称世界上并无天才，却自诩为天才。众所周知，恩格斯曾多次赞誉马克思为伟大的天才，其著作亦被认定为天才之作。
“一些反动分子听闻毛主席不再担任国家主席，兴奋得如同疯子一般。”
陈伯达
彼时，我亦参与了华北组的讨论。陈伯达先生操着一口地道的福建方言，旁人难以领会，唯有几位精通此语的同志纷纷担任起翻译的角色。当谈及“欢喜得跳起来了”时，他更是手舞足蹈，形象生动地比划着。
叶群在中南组发表言论，强调：“林彪同志在多次会议上均提及毛主席乃最卓越的天才。他认为毛主席的知识和智慧远超马克思、列宁。那么，这些观点难道要撤销吗？我坚决不会撤销，即便面临生死威胁也不会改变！”
吴法宪西南组发言指出：“在本次宪法修订讨论中，有人对毛主席在马列主义上的继承、创新与发展予以讽刺，这让我感到非常气愤。若此观点成立，等同于否定八届十一中全会的精神，也等同于否定了林副主席在《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中明确肯定的论断。这样的否定，难道不是对八届十一中全会决议和林副主席前言的颠覆吗？……至于‘天才’的提法，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均曾有过类似表述。毛主席对马克思和列宁的观点也有过阐述。林副主席对毛主席‘天才’的评价并非一次，而是多次（随后，他引用了毛主席、林彪及马、恩、列、斯关于‘天才’的语录）。请大家聆听这些语录，难道能说没有‘天才’的存在吗？……我们必须警惕并防止有人利用毛主席的谦虚态度来贬低毛泽东思想的伟大。”
李作鹏中南组发言指出：“林副主席长期以来积极宣扬毛泽东思想，这一贡献是党章所认可的。然而，有人却在宪法层面提出反对意见。因此，党内出现了一股不良风气，这股风气是对马克思主义、对毛主席、对林副主席的背离。我们必须坚决抵制这股风气，防止其蔓延。有些人试图推动这股风气继续蔓延。”
邱会作西北组发言中提到：“关于对毛主席思想的态度，林副主席曾言‘毛主席乃天才，毛泽东思想系全面继承、捍卫及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此次，他依旧秉持此观点。为何在文化革命取得胜利、二中全会之际，仍提出这一问题？显然，定有人对此观点持反对意见，有人认为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全面继承、创造性捍卫与发展称为‘天才’，实为讽刺，矛头直指毛主席及林副主席。”
黄永胜即便当时身处北京，他亦已精心准备了与众人同质的书面演讲稿。陈伯达在华北组的激昂发言，激起了众多不明就里者的情绪。陈伯达发言结束后，其他同志也纷纷站出来表达立场，一致建议在新宪法中恢复设立国家主席一职，并强烈支持毛主席担任国家主席。
在会议中，我也发表了个人见解。当时，我未能看穿陈伯达的阴谋诡计，于发言中明确表示了对林彪同志讲话的支持。我提到，“中央办公厅机关及八三四一部队在研讨修改宪法过程中，普遍期待毛主席担任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则担任国家副主席的职务”，“我提议在宪法中重新设立‘国家主席’一章节。这不仅是中央办公厅机关的期盼，也是八三四一部队的心愿，更是我个人的强烈愿望。”
险恶用心
彼时，我心中亦波涛汹涌，竟将毛主席屡次向中央提出的，在宪法中不设立国家主席的建议抛诸脑后。实则，我对毛主席关于不设国家主席职位的系列指示，原本颇为明了，其中部分指示甚至由我亲自传达。
然而，当时我未能察觉林彪、陈伯达等人力主设立国家主席背后的险恶意图。在华北组的讨论会上，我一听到陈伯达的言论便情绪高涨，未能深刻剖析毛主席在修改宪法时提出的不设国家主席观点的真正含义，更忽视了自己身份的尊贵，以极不审慎的态度，说出了一些不适宜的言论。
24日晚，各组发言的汇总结果终于呈现。一瞥之下，我发现有几人已在发言中引用了陈伯达所交予我，并要求印发给常委们的语录。
我即刻拨通了电话，向周总理汇报了这一情况，并询问了关于陈伯达要求打印的语录尚未发放的处理办法。周总理在电话中指示：“这些语录不宜发放，应予以封存。”我随即对陈伯达提供的打印语录原稿以及已印刷的20份语录进行了彻底封存。
自24日起，若干中央委员与候补中央委员，代表各自所在的省、市、自治区，联名致信毛主席及林彪元帅，表达了对毛主席担任国家主席的热烈支持与坚定拥护。其中，部分人因受到陈伯达、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在各小组中进行的煽动性言辞的影响，不幸陷入了误导与欺骗。
8月25日晨，全会第六号简报（亦即华北组第二号简报）正式发布。该简报虽对陈伯达的讲话涉及不多，却将他人发言内容与我的发言交织，以我的名义大篇幅予以刊登。
我在简报印制前并未获审阅。这份简报发布后，显然造成了极恶劣的影响。当午餐时分，毛主席派人通知我前往，我迅速用餐完毕即刻前往。毛主席询问我：“是否已阅读了六号简报？”我回答：“刚刚看到。”我是在前往那里的途中才得知的。
毛主席说：“他们（指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作者注）已经来过了。他们说六号简报影响很大。”毛主席接着严厉地说：“你汪主任了解我不当国家主席的意见，还派你回北京向政治局传达过，你怎么又要我当国家主席呢？”
我言道：“听闻陈伯达提及，有人听闻毛主席不再担任国家主席，竟欢喜得形于色，我心中颇感愤慨。”毛主席面容凝重地回应：“那便让他们自得其乐吧！”我继续说道：“在民众热议宪法修订之际，众人对您继续担任国家主席的提议均表示支持。”
我还拿群众的意见作辩解。毛主席严厉地说：“不当国家主席，就不代表群众吗？你强调群众拥护，难道我不当，群众就不拥护了？我就不代表群众了吗？”
聆听毛主席的这些教诲，我心中充满了沉痛，深感未能辜负毛主席对我的教诲与信任。交谈结束后，时针已指向下午两点。毛主席随即指示我即刻通知政治局常委与委员们，于三时准时前往牯岭毛主席的办公处召开会议。
我已将消息传达给了林彪、周恩来总理、陈伯达以及康生。至于其他政治局委员，则由中央办公厅负责通知。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抵达后，毛主席分别与他们进行了交谈。此外，毛主席亦与许世友简短地谈了几句。
彼时，毛泽东主席正于庭院中，许世友将军拜访。握手之际，毛主席询问：“我的手是否感觉冰凉？”许世友回应：“确实很凉。”毛主席感慨道：“若能多享几年人间烟火，那便再好不过。竟还让我继续担任主席之职？”
毛主席在与政治局常委进行深入商讨之后，向与会政治局委员们宣告：“经过一番讨论，政治局常委一致认为，当前小组所讨论的内容并未契合全会既定的三项议程，因此决定撤回六号简报。”当晚，周总理亲自主持召开了各大组召集人的会议，并传达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决策。
8月26日，各小组传达了暂停召开小组会议的指令。在此之际，叶群与李作鹏身处中南组，吴法宪位于西南组，而邱会作则被安排在西北组。他们纷纷着手撤回各自发言的记录稿，甚至连已经成文的简报也禁止分发。叶群擅自前往简报组，竟将自己在中南组的发言记录予以撕毁。
邱会作亦需上交记录，然而其发言部分已被剪裁。尚未抵达庐山的黄永胜，察觉“局势”有变，便销毁了他先前准备的讲稿。当这些情况经各小组反馈至我处后，我立即向毛主席和周总理做了汇报。
毛主席微笑着言道：“何须追悔当初！彼时您是如此的热情洋溢，如此的果敢坚毅，争先恐后地发表意见。今日又何须如此急切地想要收回？”毛主席与我交谈之后，我深刻意识到自己的过失，便着手撰写检查报告。周总理亦对此事提出意见，他鼓励我：“不妨您就先行一步，来做第一个进行自我检查的人吧。”
8月27日，我完成了我的第一份书面检讨。在这份检讨中，我深刻反省了曾提出建议毛主席担任国家主席的行为与言论。我承认，我没有遵循毛主席的教诲，我的言行不仅干扰了毛主席的宏伟战略布局，更违背了政治局会议的决定，这无疑是一种缺乏组织纪律性的错误行为。
我心中充满深深的哀痛，”并表示决心“汲取此次教训，潜心学习毛泽东思想，坚决遵循毛主席的教诲，保持谦逊谨慎，戒除骄傲与急躁，提升自我觉悟，并坚定地贯彻毛主席在‘九大’中提出的方针——团结一心，争取更为辉煌的胜利！”
初次审查虽显肤浅，认知亦仅止于浅层，当时我对诸多现象的深层问题尚缺乏清晰的认识。毛主席审阅了我的书面反省后，表示这份检讨可以提交至全体会议。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我在华北组的讨论会上进行了一次口头反省，其内容与书面检讨大致相同。
本人的检讨书，业经周总理亲自审阅并予以修改，现已正式印发。自8月26日至30日，为期五天，毛主席及中央政治局常委们分别与相关人员进行了个别谈话。在各小组会议暂停之际，决定大家分头研读文件、修订宪法。此外，还特别安排了游览庐山、观赏电影与戏剧等活动。
8月26日与27日，周总理及康生同志约谈了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三位同志，并要求吴法宪进行自我反省。吴法宪内心焦虑不安，遂于8月28日晚秘密向林彪同志汇报了此事。然而，林彪同志并未劝诫吴法宪收敛，反而激励道：“你并无过错，无需进行检讨。”叶群同志亦多次致电吴法宪，予以安抚：“犯错误无需紧张，林彪和黄永胜同志都在你身后支持。只要问题不涉及他们二人，一切便易于解决。‘大锅里有饭，小锅里好办’。”
8月31日，毛泽东同志针对林彪等人的近期活动，发表了《我的一点意见》一文。在这篇至关重要的文献正式印发给与会同志之前，毛泽东同志曾先行呈送给林彪审阅。
毛主席指出：
此材料（即《我的一点意见》所附《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作者注）由陈伯达同志所编，误导了众多同志。首先，其中并无马克思的原话。其次，仅选取了恩格斯的一句言论，而《路易·波拿巴特政变记》并非马克思的代表作。再者，列宁的语录共有五条。其中第五条强调，领袖必须经过考验、接受专门训练和长期教育，且能够相互默契配合，列举了四个必备条件。
论及他人，暂且不提。单就我们中央委员会的成员而言，具备相应条件者实属寥寥。比如，我与陈伯达这位杰出的理论家，共事已逾三十年，但在诸多重大问题上，我们从未有过默契的合作，更遑论良好的配合……然而，此次他却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合作态度，采取出其不意的策略，煽风点火，意图制造混乱，大有将庐山炸平、使地球停止转动的架势。我这些言辞，不过是为了描绘这位天才理论家心胸之宽广——虽不知其心中所想（或许为良心，决非野心）——罢了。至于……
“杞国虽无忧，天倾亦何惧”，我们不应效仿那杞人忧天的心态。至于我个人的观点，恐怕对他人并无太大的助益。我的意思是，关键不在于个体的天赋，而在于人们的社会实践。
我与林彪同志曾就此事进行深入交流，我们共同认同，这关乎历史学家与哲学史家长久争论的核心议题——究竟是由英雄塑造历史，还是奴隶们铸就了历史？关于人的知识（才能亦涵盖其中），究竟是先天赋予，还是后天培育？这些问题均深植于唯心论的土壤之中。先验论无论是对唯物论的反映论的阐释，我们均须坚守马克思主义的立场，绝不应与陈伯达的谣言及诡辩相混淆。
我们俩一致认同，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议题仍需我们深入探讨，坚信其研究远未臻于圆满。期盼各位同志能秉持此种精神，携手并进，共创辉煌，切勿误入歧途，成为那些自诩精通马克思却实则一知半解者的受害者。
在《我的一点意见》一文中，毛主席对陈伯达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彻底揭露了他进行政治欺诈和阴谋诡计的真面目，这无疑是对林彪集团的一次重创。
9月1日，中央政治局成员及各小组召集人齐聚一堂，召开会议。会上，毛主席明确指出：所有在此次庐山会议上发言中犯有错误者，均应进行自我批评与检讨。毛主席特别提及陈伯达的名字，要求他进行自我检查。
毛主席命林彪召集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召开会议，聆听他们的自我检查。9月2日，林彪主持召开了陈伯达、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的会议，我亦受邀出席。毛主席安排我与会，实则出于两重考虑：其一，鉴于这些人恐怕难以向毛主席全盘托出实情，我与会旨在获取更多资讯；其二，我在华北组已发表过意见，亦需接受批评与教育。
会议伊始，林彪发表讲话：“今日，召集各位召开此次会议。请问，为何大家选择在同一时段发言，又为何纷纷引用相同的语录？希望各位能够坦诚相对，如实陈述。”林彪话音刚落，与会者纷纷缄默不语，有的翻阅材料，有的轻抿水杯。
经过一段沉默，林彪不禁好奇地询问：“怎么没人发表意见？”我随即开口，对陈伯达进行了批评。我强调，华北组的讨论因陈伯达的突然发言而陷入混乱。林彪听后，脸上露出难堪之色。我的发言引发了几位与会者的热议，会议随之迅速结束。
会议结束后，我向毛主席进行了工作汇报。在提及林彪召集会议的相关事宜后，毛主席听后不禁笑出声来，并询问我是否还会继续参加会议。我回答道：林彪已经有所交待，若需再开会则会提前通知，若没有通知，我便不会参加。
9月3日，林彪再次主持了一场会议，却未邀我出席。直至九届二中全会结束，亦未通知我与会。毛主席得知此事后，言道：“弃你而去。这表明你并非那个圈子中的一员。”
自9月2日起，各小组陆续展开了对陈伯达的集中批判。依照毛主席的指导，我在进行自我检讨后便请了假，自此未再出席相关会议。至9月4日，毛主席与林彪进行了深入的交谈。紧接着，9月5日上午，毛主席又与陈伯达进行了谈话。当天下午，毛主席与周恩来总理以及康生就如何结束会议的相关事宜进行了商讨。
9月6日，全会一致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草案》；同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建议，适时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了国务院提交的关于全国计划会议及1970年度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亦批准了中央军委关于强化战备工作的相关报告。
9月6日午后，九届二中全会圆满落下帷幕。在会议闭幕式上，毛主席发表了重要讲话。党的路线教育针对问题、高级干部的学习状况以及党内外团结事宜，毛主席提出了宝贵的指导意见。在谈及高级干部应阅读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几部经典著作时，毛主席指出：
如今不再沉迷于马、列原著，若不深入阅读，便容易被陈伯达那般人利用，他们总能引用所谓的“第三版”内容，比如陈伯达编的《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语录》中收录的恩格斯为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特政变记》德文第三版序言中的话。你读过吗？若未曾阅读，小心中了那些所谓“黑秀才”的诡计。须知，其中也有所谓的“红秀才”。我建议具备阅读能力的同志们，多读几本书，以加深对唯物论、辩证法的理解。还应阅读一些哲学史，包括中国哲学史和欧洲哲学史。提到读哲学史，事情就变得复杂了。我今天的任务怎么办？其实是有空闲时间的。不读书，你就无法知晓。这次的受骗经历，正是吸取教训的时刻。他们明确指出是哪个版本，第几版，但你有没有亲自看过呢？
在论述庐山会议的这场激烈斗争时，毛主席对林彪及其同伙的行为进行了严厉批评，指出他们“颇有意图将庐山炸平，甚至停转地球的势头”。
“庐山是炸不平的，地球还是照样转。极而言之，无非是有那个味道。我说你把庐山炸平了，我也不听你的。”“你就代表人民？我是十几年以前就不代表人民了。因为他们认为，代表人民的标志就要当国家主席。我在十几年以前就不当了嘛，岂不是十几年以来都不代表人民了吗？我说，谁想代表人民，你去当嘛，我是不干。你把庐山炸平了，我也不干。你有啥办法呀？”
毛主席强调：加强党内外团结。
团结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缺乏团结难以获得全党的一致认可，群众亦会感到不满。所谓团结，理应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之上，而非无原则的妥协。倡导团结的口号，无疑是有益的，它能聚集更多的人力。即便我们中有一些同志在历史上曾有过争执，如今仍可能有所争执，但我认为仍应给予一定的容忍。这样的人虽不多见，但不可或缺。毕竟，世界上总有这样的人，我们能有何办法？追求完美无瑕，就能感到舒适、安心吗？恐怕未必。事情往往是一分为二的。党内党外都需要团结多数，才能把事情做好。
在闭幕式的尾声，周总理和康生亦发表了重要讲话。会议期间，中央正式宣布了对陈伯达展开审查的决议。9月7日，林彪与叶群离开庐山，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则前往九江机场为他们送行。
在叶群的执导之下，众人再度齐聚一堂，共同留下了集体影像。此举实则昭示着他们意图将团伙的关系拉得更近。林彪离任之后，黄永胜等一众人也迅速从庐山撤出。
9月8日，各省及各大军区的主要领导均已离任。翌日，即9月9日上午，周总理、康生、张春桥、江青等亦相继启程。
在此次全会进入尾声之际，我主要负责了确保毛主席安全以及会议的圆满落幕。会议结束后，全会的工作人员纷纷请求毛主席接见，并希望能与毛主席共同留下合影。
9月9日的午后两点，毛主席亲切接见了为全会提供服务的会务工作人员。鉴于当天气氛阴沉，降雨绵绵，原本的接见活动被安排在庐山礼堂内举行。随着雨势逐渐减弱，接见地点随即改为室外，以夹道欢送的方式，让气氛更加热烈。
摄完合影，我们便与毛主席一同走下了庐山。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因林彪集团的溃败而落下帷幕。然而，林彪及其同伙并未甘于这次挫折。在九届二中全会中，当宣布对陈伯达展开审查之际，会场气氛瞬时变得凝重而严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