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毛泽东曾对自己的一生有过一番深思熟虑的评价。他亲口提到，自己人生做了两件大事。第一件，是与蒋介石斗了几十年，最终把他赶到了那几个海岛上，抗战八年，也成功把日本人请回了老家。
这番话，听起来充满了革命者的自信与胜利者的坦然，直接指向了新中国成立前那段波澜壮阔的军事斗争。他认为对于此事，“持异议的人不多”，这表明了对赢得民族解放战争的高度自信与普遍认可。
而谈到第二件事，毛泽东则明确点出是发动“文化大革命”。对于这项事业，他没有回避争议，反而坦承“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近乎一种自我解剖式的告白，透露出一位历史巨人晚年复杂的思想状态。
然而，时间来到1993年，在纪念毛泽东诞辰百年的特殊时刻，一位中共元老——薄一波，也对毛泽东的历史功绩进行了概括。他同样总结了“两件大事”，但其内容与毛泽东本人的表述，却有着显著的不同。
这并非简单的记忆偏差，更像是一次经过深思熟虑的历史“重塑”。它旨在为毛泽东的功过做出一种官方层面的“盖棺定论”，并巧妙地引导着后世对这位领袖的整体认知。这场横跨十七年的“隔空对话”，实质上是一场深刻的历史叙事构建。
从“请回老家”到“推翻旧貌”
先看毛泽东自评的第一件大事。他用了非常口语化的方式描述：“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这种表述，直接且有力，聚焦于通过武装斗争取得的军事胜利。
它清晰地描绘了那段烽火岁月，将驱逐侵略者、战胜国内敌对势力的过程，凝练成几句朴实无华的表达。这代表了中国人民站起来、摆脱压迫的直接成果，是民族独立的象征，也奠定了新中国的基石。
而薄一波在1993年接受《党校论坛》杂志采访时，对第一件大事的总结则显得更具理论高度和历史概括性。他将其概括为：“带领全党和全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
这里的“三座大山”，并非空泛之词，而是当时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大具体压迫势力。它们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
帝国主义指的是二十世纪上半叶，美、英、法、日等列强通过军事、经济、政治手段对中国的侵略与控制。封建主义则以地主阶级为代表，通过土地剥削制度，让广大农民深陷贫困。
而官僚资本主义，则以蒋介石“四大家族”为典型，这些与国民党政权勾结的大资本，曾垄断了当时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约百分之八十的份额，形成巨大的社会财富垄断与剥削。
薄一波的这番提炼，将毛泽东的功绩从单纯的军事胜利，升华至了彻底改变中国社会性质、实现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的宏大叙事。它不仅仅是战胜了敌人，更是从根本上变革了中国的社会结构。
最关键的“历史选择”
接下来，我们聚焦于两份评价中最为核心且最具争议的第二件大事。毛泽东在1976年自我评价时，明确且不避讳地提到了“发动文化大革命”。他甚至补充说明，对于此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
这番话语，直接点出了“文革”在历史上的巨大争议性，显露出他作为历史当事人在晚年对自身行为的复杂反思。它也间接承认了这项事业所带来的深远且复杂的冲击，这无疑需要巨大的勇气。
然而，薄一波在1993年的评价中，却巧妙地用另一项伟业替换了“文化大革命”。他提出的第二件大事是：“领导全国人民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
这项替换，并非简单地否定“文革”的存在，而是在构建历史评价时，有意识地选择了一个更具正面价值、更能体现中共执政合法性根基的功绩。它将评价的重心从饱受争议的晚年错误，拉回到了建国初期奠定国家基石的伟大建设成就上。
“三大改造”，即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当时的新中国面临着“姓资还是姓社”的路线选择时显得尤为关键。1952年，毛泽东正式提出了对这三大领域的改造总路线。
新中国成立之初，经济上可谓一片废墟，小农经济思想根深蒂固，要在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进行如此深刻的社会制度变革，其难度可想而知。原计划，这项改造可能需要十年到十五年的时间才能完成。
然而，实际的进展却远超预期，仅用了四年时间，从1952年到1956年便基本完成。这项成就，使得中国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迅速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
这不仅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更奠定了中国未来发展的制度基础。薄一波用这一项成就替换“文革”，是为了更好地突出毛泽东在制度建设上的开创性贡献，彰显党在社会主义道路选择上的正确性与远见。
从“个人印记”到“时代定论”
薄一波的这份“两件大事”总结，后来之所以能够超越毛泽东本人的自评，成为官方乃至民间普遍接受的主流历史叙事，其背后蕴含着深层次的政治考量与历史逻辑。
它不仅仅是对毛泽东个人的盖棺定论，更是为整个新中国的历史进程提供了一个坚实而统一的解释框架。这种解释，有助于维护社会稳定，统一全党思想。
邓小平曾对毛泽东的历史功绩有过类似的评价，他指出：“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这番话语，清晰地表明了后来的改革开放，在很多方面是对毛泽东未竟事业的继承、修正与完善。
这与薄一波对“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功绩的强调，形成了某种历史的呼应，彰显了党对历史的延续性认知。薄一波的概括，实际上为后来的“历史决议”精神提供了通俗且具象化的注脚。
它将复杂的历史功过，巧妙地简化为两件清晰且无可争议的伟大功绩：民族的解放与制度的建立。这既维护了毛泽东作为新中国主要缔造者的崇高地位，又巧妙地绕开了他晚年最敏感的争议点。
这种叙事策略，成功地实现了历史的统一性与连续性，避免了因“文革”问题可能引发的社会思想混乱。它为全党和全国人民在新的历史时期统一思想，继往开来，提供了坚实的历史叙事基础。
毛泽东在1976年的自评，是一位历史巨人在生命尽头，对自己选择和时代影响的真实回顾。那里面有开创基业的豪迈，也有晚年引发争议的复杂。
而薄一波在1993年所做的“重述”，则更像是一位资深政治家站在更高处，为这位巨人、也为一个时代所精心塑造的“历史造型”。这个版本的“两件大事”，最终超越了个人评价。
它成为了我们理解过去、定义当下、并走向未来的集体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告诉我们，历史不仅仅是由冷冰冰的事实所构成的，它同样是由我们选择如何去讲述、如何去铭记这些事实的叙事所塑造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