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顾顺章，我是瞿秋白！
自八七会议以来，瞿秋白肩负起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的重任，继陈独秀之后，成为我党早期的杰出领导人，彼时年仅28岁。1935年2月24日，他在福建省长汀县水口镇小迳村牛庄岭附近不幸被俘。在长达四个月的囚禁岁月里，敌人多次威逼利诱，然而面对生死的考验，他始终镇定自若，一句“我不是顾顺章，我是瞿秋白！”（出自陈铁健《从书生到领袖——瞿秋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03页）彰显了他高尚的人格和坚定的信仰。同年6月18日，瞿秋白在福建长汀公园英勇就义，终年36岁。他的一生虽然短暂，却充满辉煌，理想与信仰犹如照亮他前行的明灯。
“在青年时期初涉马克思主义，其影响已深植于心，难以逆转。”
瞿秋白曾感叹：“家道因社会根基的剧烈震荡，随波逐流，最终走向了真正的衰败。”母亲深受债务之苦，陷入绝境，最终选择了结束生命。父亲则远赴济南寻求朋友援助。弟妹们亦各奔东西，散落四方。1916年12月，瞿秋白抵达武汉，投靠堂兄瞿纯白。随后，他又随堂兄迁至北京，本欲报考北京大学，然而学费高昂，无奈之下，他只得转而报考免费俄文专修馆。
五四运动席卷而来，瞿秋白毅然决然地投身其中，成为了一名积极的参与者。然而，他的这份热情却使他两次身陷囹圄。在监狱那恶劣的环境中，他饱受折磨，以至于吐血不止，最终患上了肺病，这成为了他终身的顽疾。在俄文专修馆的深造，极大地提升了他的俄文造诣，使他能够借助词典阅读和创作。因此，他产生了向中国读者推介俄罗斯文学的强烈愿望。1919年9月15日，他翻译的托尔斯泰的短篇小说《闲谈》在《新中国》杂志第一卷第五期上与读者见面，这也是他翻译的第一部文学作品。
1920年秋季，北京《晨报》与上海《时事新报》同期启动了驻外记者的招募工作。瞿秋白毅然投笔从戎，脱颖而出，成为《晨报》的特约记者。翌年1月25日，他历经重重考验，终于抵达了莫斯科。在莫斯科，他深入社会各个阶层，广泛采访，并将所见所闻、所思所感以报道、通讯和政论文章的形式，源源不断地传递回国内。与此同时，他在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国班授课，担任政治理论课程的翻译。正是这段特殊的经历，激发了他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终极理想的浓厚兴趣。
1922年二月，瞿秋白在张太雷的引荐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坦诚地表示：“自青年时代起，我的思想就已初步转向马克思主义，这一转变不可逆转。”（详见《多余人心史》，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52至53页。）同年11月5日至12月5日，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隆重举行，陈独秀出席了此次会议，而瞿秋白则担任了他的翻译工作。
《鲁迅杂感选集》由瞿秋白精心编选，精选了鲁迅先生不同创作阶段的杂文佳作共计75篇，并亲自执笔撰写了篇幅冗长的序言，其中对鲁迅杂文所蕴含的社会意义和深邃思想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与颂扬。
会议结束后，瞿秋白跟随陈独秀一同归国。1923年的初夏，他担任了中共中央机关刊《新青年》与《前锋》的主编，同时亦参与《向导》的编辑工作，并担任上海大学的学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进入10月初，瞿秋白前往广州，参与了国民党的改组事宜，并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至1925年，他在中共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到了1927年，瞿秋白在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再度当选为中央委员，并晋升为政治局常委，负责中央宣传部的工作。在大革命遭受挫折之后，瞿秋白在党的八七会议上被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常委，负责领导临时中央政治局，当时年仅28岁。
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对瞿秋白实施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剥夺了瞿秋白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职务。瞿秋白遂从中央领导层退下，将大部分精力转向了文化领域。他常化身为普通听众，前往城隍庙聆听民间艺人的说唱表演，并创作了说唱剧本《东洋人出兵》等作品。当中国新文字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海参崴召开之际，他撰写的《中国拉丁化字母》一文被选为会议讨论的核心文件，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修订，最终形成了《新中国文字草案》。
瞿秋白与上海文化圈人士交往颇广，常与茅盾、冯雪峰、田汉等人保持密切联系。通过他们的介绍，瞿秋白与鲁迅建立了联系，并开始频繁书信往来。在给鲁迅的信中，瞿秋白如此表达：“我们素来关系亲密，即便未曾谋面，这份情谊亦如斯深厚。”鲁迅则在回信中以“敬爱的同志”这一称呼回应瞿秋白（陈铁健：《从书生到领袖——瞿秋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84页）。鉴于鲁迅发现瞿秋白居无定所，频繁搬家，便伸出援手，协助其迁至东照里。此地与鲁迅的住所仅隔一街之遥，两人因此得以频繁会面。瞿秋白的爱人杨之华曾回忆道：“鲁迅几乎日日莅临东照里探望我们，与秋白畅谈政治、时事、文艺等各式话题，往往谈得忘返”（同上，第394页）。
这段较为安定的生活环境对于瞿秋白来说非常珍贵，他因此创作了多篇杂文，其中几篇是与鲁迅漫谈后写成的。许广平回忆说：“这些文章大多由瞿秋白执笔写出。他下笔极迅速，住在我们家的时候，每天午饭后至下午二三时为休息时间，我们为了他的身体健康，都不去打扰他。到时候了，他自己开门出来，往往笑盈盈地带着牺牲午睡写的短文一二篇，给鲁迅来看。鲁迅看后，每每无限惊叹于他的文情并茂的新作是那么精美无伦。”（《忆秋白》，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279页）瞿秋白是国民党当局重金悬赏的共产党要犯，随时都处于危险之中，从1932年11月下旬到1933年9月，鲁迅四次为他提供了避难所，保证了他的安全。
1933年岁末，临时中央发来通知，命瞿秋白前往江西瑞金的中央苏区。他闻讯后激动不已，杨之华目睹了他“轻抚烟斗，悠然吐纳，烟雾袅袅升腾，仿佛他的心随着烟云飘向了遥远的天际”。在与茅盾、鲁迅依依话别后，他踏上了征程。那是在1934年1月7日的深夜，那一幕离别情景，如同一幅永远镌刻在杨之华脑海中的画面，“临近弄堂口，他驻足回首，几步之外，在雪花飘飘、昏黄暗淡的路灯下，他凝望着我说：‘之华，我要走了。’”（陈铁健：《从书生到领袖——瞿秋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46页）这一别，瞿秋白将上海这座他生活了近八年的城市，以及那里的亲朋好友，留在了身后。
林琪祥，虚构简历逃避。
1934年深秋，中央红军启动了撤离中央苏区的战略行动。在这期间，身患肺疾的瞿秋白同志留了下来，肩负起中央分局宣传部长和后方办事处人民教育委员的重任。主力红军撤离之后，国民党军队凭借十万雄师，以赣南、闽西为重心，对中央苏区展开了残酷的“全面清剿”。他们修建公路，构筑碉堡，并实施了责任到人的“划区清剿”政策。
同志们的留守生活面临了严峻挑战，粮食告急，食油稀缺，食盐更是奇缺。为了保持隐蔽，他们夜间不得生火，日间亦不能升烟。敌人将山上的树木焚尽砍伐，他们只得躲藏于山洞之中。在忍饥挨饿、风餐露宿的极端艰苦环境中，瞿秋白的肺病愈发严重，四肢无力，呼吸急促，胸痛如同针扎刀割。1935年初，中央分局作出决定，安排瞿秋白转道香港，前往上海寻求治疗。
随瞿秋白一同转移的，还有何叔衡、邓子恢以及项英的爱人张亮等。他们于1935年2月11日启程，历经六七日的跋涉，终于抵达了中共福建省委的所在地——汤屋。在此，他们有幸见到了福建省委的书记万永诚，并在他的安排下，于2月20日再次踏上征程。为了确保他们的安全，万永诚特意组织了一支武装护送队伍，全程负责保卫。何叔衡年逾半百，步伐蹒跚；张亮身怀六甲，加之行走不便；而病弱的瞿秋白则步履维艰，每前进一步都显得气喘吁吁。经过四天的昼伏夜出，他们终于安全地越过了汀江，于2月24日抵达了长汀县濯田区的水口镇。
在这狭小的囚室中，瞿秋白度过了长达41个日夜。每日，他坐在那张简陋的木桌之前，凭借着窗外微弱的天光，身处牢笼的他，倾注心血，创作出了诸多感人至深的狱中诗作。
抵达水口镇时，他们一个个都筋疲力尽，腹中饥饿难耐。于是，他们决定在此稍作休整，生火做饭，以补充体力，再继续前行。然而，他们却未曾料到，此地正是地主武装保安14团的游击区域，而团长钟绍葵更是恶名昭彰，人称地头蛇。水口镇由该团第二营驻守，营长名叫李玉。
那日清晨，李玉接获消息，水口镇附近出现了小股红军的踪迹。在核实了情报的真实性之后，他迅速指挥保安团疾驰水口镇。负责护送瞿秋白等人的是丁头牌，邓子恢在与他的交往中，察觉到此人言过其实，夸大其词，实乃虚有其表，一旦面临险境，他恐怕难以担当重任。
果不其然，枪声骤起，丁头牌旋即转身奔逃，身影迅速消失在视线之外。邓子恢迅速组织众人试图突围，经过近两个小时的激烈战斗，却依然无法突破敌人的重重包围。何叔衡体力不支，他向邓子恢说道：“子恢同志，看来我是要革命到尽头了！”话音未落，他举起手中的手枪对准了自己的头部。就在邓子恢冲上前去夺枪之际，何叔衡手中的枪意外发射，子弹带着他的身体一同坠入了悬崖。瞿秋白也被敌人追赶得疲惫不堪，加之他病体孱弱。邓子恢回忆道：“我再次催促瞿秋白迅速向外突围。那时，他身患重病，躺在担架上。瞿秋白说：‘我病成这样，实在无力前行，你快走！’尽管我多次劝他离开，他仍旧执意不走。我试图拉他走，他仍旧拒绝。他说：‘你快走，这里敌人不会发现我’（那片区域树木茂密）。无奈之下，我只得冲出包围，来到山下的河边，遇到几位成功突围的战士，其中还有一位手持机枪的战士。我将剩下的战士集合起来，用机枪对敌人进行阻击，边战斗边撤退，最终离开了长汀，向闽西的方向前进。”
两名保安团的士兵在半山腰的灌木丛中成功捕获了瞿秋白等人。敌人将瞿秋白押送回水口镇，李玉对他进行了严刑逼供。瞿秋白坚称自己的真实姓名是林琪祥，现年36岁，来自江苏，曾在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肄业，随后在上海经营旧书店和古董生意。之后，他又在医学院学习了半年医学。1932年，因疾病之故，他游历至福建漳州，恰逢红军攻入漳州，他因此被红军俘虏，并被送到瑞金，后来成为了红军的医生、文书以及文化教员。红军撤离瑞金后，他被留了下来。到了1935年1月，他携带着资金逃离了瑞金，却在上杭露潭再度被寻获，当晚被押回，本打算在天亮后再次出逃，不料却意外地落入了你们的俘虏之手。
李玉向钟绍葵汇报，林琪祥及其同伙携带港币及黄金，而护送人员中多数人均装备了驳壳枪。据此，钟绍葵断定林琪祥绝非泛泛之辈。当晚，他果断对林琪祥进行突击审问，然而得到的回答与李玉审问时所得如出一辙。3月9日，他们要求瞿秋白撰写一份“笔供”。瞿秋白所撰写的“笔供”与口供内容完全一致。由于敌人未能找到任何把柄，他们对瞿秋白表示：“若所述属实，可予以取保释放。”
不用“冒混”，我是瞿秋白。
瞿秋白在长汀被俘后的第三日，便被押送至上杭县监狱。钟绍葵在此地连续数日对他进行严刑逼供，然而瞿秋白依旧坚守3月9日的“笔供”内容。敌人对此半信半疑，告知瞿秋白，若其所述属实，可在当地寻得担保人，便可获得释放。瞿秋白随即致信鲁迅与周建人，而给周建人的信则实际是托其转交予杨之华。信封背面盖有长方形蓝色印章，显系经过狱方审查。信中描述了监狱的寒冷、食物的稀缺以及衣物的单薄，以及所遭受的饥饿与寒冷之苦。狱方透露，若能找到可靠的担保人或强大的团体担保，便有望获释出狱。
我在信中对鲁迅先生作了详尽的叙述：“昔日在北京，我曾有幸与您共饮一杯，自那以后，多年未曾互通音信。此刻，我不禁担心您的健康状况。我因疾病缠身，在家中休养了数年，未能重返学堂。两年前，我踏入同济医科大学的大门，仅学习半年，病魔便再次袭来。于是，我前往福建上杭疗养。在那期间，不幸被红军俘获。他们询问我的职业，我坦诚告知并无专长，对医学仅略知一二。此后，他们决定让我担任军医一职。如今，我已被国军逮捕。您了解我，我并非共产党员。若有人能为我出具非共产党员的证明，并提供可靠的担保，或许我能获得释放。”（《忆秋白》，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22页）
鲁迅接到信件，陷入了深深的沉思之中。他清楚瞿秋白精心编造的那份履历，实则是为了与他共同统一口径，进行取保候审。他同样明白，像瞿秋白这样享有盛誉的共产党员，一旦真相泄露，后果将不堪设想。因此，他必须争分夺秒，竭尽全力进行营救。鲁迅将瞿秋白的信件转交给了杨之华，并通过邮局汇去了五十元。杨之华历经千辛万苦，最终找到了一位旅馆老板愿意担任担保。
瞿秋白的身份不幸被揭露，鲁迅在危急关头，匆忙中想起了他的两位绍兴同乡、至交好友许寿棠和蔡元培。蔡元培作为国民党的元老，而许寿棠则是蔡元培的得力秘书。在鲁迅的委托下，许寿棠试图向蔡元培求情。在一次国民党的重要会议上，蔡元培曾提议，对于像瞿秋白这样才华横溢的文学巨匠，应当在中国格外珍惜，并考虑给予从轻的处罚。然而，这一提议遭到了戴季陶等人的坚决反对，蒋介石亦对此表示了否定。
谁是告发瞿秋白的背后黑手？瞿秋白曾因公事与福建省委书记万永诚有所交往，其妻徐氏当时也在场，因此与瞿秋白相识。4月10日，徐氏被国民党军队俘虏，在遭受威胁和折磨后，她供出了水口被捕的包括瞿秋白在内的同志。此外，被俘的长汀县苏维埃主席也透露，瞿秋白是在他之前被俘的。
◆瞿秋白
瞿秋白在位于上杭的监狱中健康状况持续恶化。于4月15日，他向监狱当局提交了一份呈文，透露自己“体弱多病，久患肺疾……狱中生活艰辛，更耗损了体力……如今日渐衰弱，四肢无力，头晕目眩，时常发热，气息不畅，时而感到饥饿，时而觉得饱胀，如此长期被囚禁，生命堪忧”。（陈铁健：《从书生到领袖——瞿秋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74页）在呈文中，他重述了自己的经历，并表达了“久羁不决，生命堪忧”的紧迫感，以此敦促敌人尽快释放他。他提出，无论是被遣返回江苏原籍，还是在上杭担任教员或文书等职务，他都愿意接受，并承诺绝不会擅自逃离，保证随时应召。然而，瞿秋白当时并不知道，由于徐氏的招供，敌人已经开始对他身份产生怀疑，正在积极寻找证明林琪祥即瞿秋白的证据，因此他怎么可能轻易获释呢？
4月25日，钟绍葵派遣数名士兵，将瞿秋白自上杭解送至长汀，采取水陆并进的方式，途中天气变幻无常，时而晴朗，时而降雨，风雨交加。瞿秋白身患重病，步履维艰，直至5月9日方抵达长汀。此后，他被监禁于长汀中学内国民党军36师的师部。翌日，钟绍葵与36师参谋长向贤矩、军法处长吴淞涛等人，对瞿秋白进行了紧急审讯。尽管如此，瞿秋白的回答仍旧维持了林琪祥的履历，与前述情况一致。
吴淞涛忽然陷入沉默，双手背于身后，来回踱步，目光锐利地审视着瞿秋白，突然提高嗓门喝道：“你是瞿秋白，而非林琪祥！民国十六年，我在武汉曾亲耳聆听过你的演讲，你莫要妄自菲薄！”瞿秋白神态自若地回应道：“或许你们弄错了，我正是林琪祥。”吴淞涛怒吼一声：“来人！”随即，一名随从应声而入，指向瞿秋白道：“我以头颅担保，此人正是瞿秋白。我们口说无凭，尚有他的照片可供核对。”此人名为郑大鹏，曾任职于苏区教育人民委员会，且曾是瞿秋白的部下。
瞿秋白深知已无法继续隐瞒，他淡然一笑，面对着那群沾沾自喜的吴淞涛等人，说道：“既然如此，也就无需这位‘豪杰’以头颅为担保，我自当不再‘虚与委蛇’。‘瞿秋白’即是本我，那些十余日来所谓的‘林琪祥’等笔录与口供，不过如同小说般虚构罢了。”（《瞿秋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14页。）
共产党的哲学是鞠躬尽瘁。
“若能成功说服瞿秋白投降，其在国内外的影响力都将极为显著。”
王、陈二人在旅途中途径福州与厦门之际，特邀国民党福建省党部秘书兼调查室主任钱永健，以及厦门市党部书记、中统特务朱培璜一同随行。他们共同商议了一套劝降策略，即以亲情关系及中共叛徒受优待并重用的实例来触动对方内心。6月13日，他们抵达长汀，随后数日里，与瞿秋白开展了多次所谓的“对话”。
瞿秋白烈士的纪念碑矗立在他英勇就义的刑场之地。
初日，王杰夫故作宽厚地告知瞿秋白：“此等困扰，自当由你深思，至于你的亲朋戚友与家属，他们亦期待你慎重思量。切莫令他们心生失望。”瞿秋白微微一笑，回应道：“我之问题，向来独立思考，无需朋友、亲戚乃至家属的干预。尤其是政治问题，过去是如此，如今亦然，自是不可能亦无必要让他人代劳。”
“感谢你们的善意。我想问问，这种关怀与陷害究竟有何区别？众所周知，没有附加条件的生存，是不可能容许我存活的。而这个条件，正是让我放弃人性。我相信，那些真正关心和爱护我的亲友，尤其是我的妻子杨之华，都不会同意我以这样的方式继续生存。这种生存方式只会给他们带来长久的羞耻与痛苦。”
“生死有命，何须提及追悼会？”在此过程中，陈建中不时地插言提问，但瞿秋白对这位变节者视而不见，对他的问题不屑一顾。
临别长汀的前夜，他们再次拜访瞿秋白，声称此行是最后的“交谈”。此番，王杰夫不再拐弯抹角，言辞直接切入正题，他说：“瞿先生，我们已定于明日启程，重返南京。在你我离别之际，可否在我们离去前，明示您坚定的立场？”对于“真正的态度”的含义，瞿秋白心中自有答案，他毫不犹豫地回应：“昨日的对话中，我的立场已阐述得相当明确，任何变动都是不现实的。”
“瞿先生，难道您未曾留意到顾顺章转变后，南京方面对他所给予的特殊优待？他犯下滔天罪行，中央亦未曾追究，这难道不是明证吗？”
《从书生到领袖——瞿秋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03页）
实际上，早在6月2日，蒋介石便从武昌行营下达了秘密指令，要求在长汀当地即行枪决，并需拍照以备查验。然而，由于中统局陈立夫派人进行劝降，这一行动才被暂时推迟。到了6月17日夜晚，36师的参谋长向贤矩走进瞿秋白的囚室，向他宣告了次日即将执行的死刑命令。让向贤矩感到困惑的是，瞿秋白的神态和心境与往日并无二致，依旧沉静而安详，毫无恐惧之色。
翌日，是瞿秋白英勇就义的时辰。早餐过后，他身着洁净的黑褂白裤，脚蹬黑袜黑鞋，泡了一杯香醇的浓茶，点燃一支香烟，静坐窗前，翻阅着《全唐诗》。他吟诵着诗句，手持毛笔饱蘸浓墨，挥毫写下唐诗集句：“夕阳明灭乱山中，落叶寒泉听不穷。已忍伶俜十年事，心持半偈万缘空。”这一幕，恰被获准前来采写新闻的《大公报》记者目睹，他记录道：“挥毫完毕，瞿秋白漫步至中山公园，园中一片寂静，鸟雀亦静止低鸣。信步至亭前，只见四碟小菜，一瓮美酒，他独自坐在那里，自斟自饮，谈笑风生，神色泰然，酒至半酣，他言道：‘人之公余为小快乐，夜间安眠为大快乐，辞世长眠为真快乐。我们共产党人的信仰，便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随后，他高唱《国际歌》，打破了周围的沉寂。酒罢，他缓步走向刑场，前后有卫士护送，气氛极为庄重。经过街衢之时，他回首望见一位盲眼乞丐，似有所触动。到达刑场后，他主动请求仰卧受刑。枪声响起，瞿秋白便英勇牺牲，离开了人世。”（《忆秋白》，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6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