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6月12日，清晨10点的阳光照耀下，上海国棉十七厂医务室附近，赫然张贴出了一张气势磅礴的大字报。

大字报上方，贴着三条通栏大字标语：

坚决打倒资产阶级反动权威！

坚决打倒资本主义当权派！

坚决挖掉修正主义老根！

大字报的醒目标题是《剥开党委画皮看真相》。长长的大字报，共分三个部分：

一、厂党委未能重视阶级斗争的重要性；二、坚持推行修正主义路线；三、对群众的声音置若罔闻。

这正是被誉为上海国棉十七厂的“首份马列主义大字报”。

1966年5月25日午后2点，北京大学的食堂大膳厅东侧墙上出现了“我国首份马列主义大字报”，题为《揭秘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行踪》，由七人联名撰写，领衔人是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此大字报在毛泽东的亲自审批下，于6月1日晚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向全国播放。次日，《人民日报》在头版以《大字报揭露惊天阴谋》为题全文刊登了该大字报，并附上评论员文章《热烈欢呼北大英勇举动》。由此，“文化大革命”的火焰被点燃。

宛如东施效颦之举，上海国棉十七厂的“首份马列主义大字报”亦采用了七人联署，而领衔者正是王洪文。

人声鼎沸，那幅醒目的大字报一经张贴，上海国棉十七厂顿时陷入轰动。工人们纷纷涌至大字报前，渴望一睹王洪文如何“揭开”党委的“面纱”。

纵然那时的王洪文与聂元梓素未谋面，但当他于《人民日报》上瞥见“全国首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字样，内心不禁对这位“造反女杰”产生了深深的敬意。私下里，他与保卫科的科员孙一中、内勤董秋芳以及厂党委组织科的档案管理员唐文兰聚在一起，热议着如何对厂党委进行“揭露”。

6月11日的午后，王洪文指示唐文兰开启档案室的门户。此处乃“闲人免进”之地。王洪文紧闭房门，藏身其中，奋笔疾书，挥洒笔墨，完成了那份《剥开党委画皮看真相》的标语底稿。文稿落定，他悠然长叹，宛如将多年来郁结于胸的闷气、怨气与怒气尽数吐出。此份大字报，亦成为了王洪文“造反”征程的起点。

翌日清晨，董秋芳将大字报抄写完毕，随后保卫科及组织科的五位同仁纷纷签名确认，连同执笔人王洪文，共计六位参与者。

“六人显然不够——那份北京大学的大字报，竟是由七位同仁共同署名！”王洪文略显遗憾地言道。

恰在此时，一名财务科出纳经过保卫科，王洪文紧随其后，拦住他问道：“你有胆量签字吗？”

七人终于聚齐。

“单是大字报，似乎还不足以激起足够的气势。”王洪文紧接着又提出了新的点子，“不妨再添上几条醒目的大字标语，以扩大声势！”

随后，在王洪文的口述指导下，保卫科另一位科员负责执笔，共同撰写了三条横贯全版的醒目标语。

“务必根除修正主义的顽固根源！”王洪文口述了第三条口号。

然而，那位撰写标语者却将之误写成“务必铲除修正主义的根基”。

“这不行，用‘坚决挖掉修正主义根子’表述过于温和。”王洪文坚定地表示，“你们是否留意到，《人民日报》近期社论中提到前北京市委的修正主义路线是‘盘根错节’，显然这不是普通的根子，而是深植的‘老根’。我们厂党委的问题与之前北京市委的情况相当严重，因此必须明确写为‘坚决挖掉修正主义老根’！”

在王洪文的详细阐释下，那六位“战友”方才豁然开朗。

“看不出，小王的肚子里学问不小哇！”

“小王是吃‘政治饭’的料子！”

在众“战友”的赞誉声中，王洪文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属于自己的出头之日终于来临了！

王洪文，平日里鲜少涉猎书籍与报纸，却突然间摇身一变，成为了众人眼中的“学习标兵”。他深入研读了江青化名“高炬”所撰写的文章《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反复推敲姚文元的《评“三家村”》，并对自1966年6月1日起，《人民日报》所发表的一系列社论如《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撕掉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遮羞布》、《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做资产阶级保皇派？》等进行了逐篇研究。他似乎与“文化大革命”的“旗手”心灵相通，一个原本平凡的保全工，竟变成了擅长捕捉政治风向的投机者。在技术领域，他一窍不通，而在政治领域，他却成了行家里手。

尽管在王洪文之前，上海国棉十七厂已张贴出若干大字报，内容不外乎是表达立场或揭露一些琐屑小事。然而，王洪文等七人发布的标语如同重磅炸弹，其作者中有六人任职于保卫科、组织科等核心部门，对厂内情况了如指掌，此举对上海国棉十七厂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上午十点钟，大字报刚刚张贴完毕，上海棉纺公司党委书记陈志达便在十一时准时抵达上海国棉十七厂，亲自观摩了这张引人注目的大字报。

王洪文在上海国棉十七厂崭露头角，犹如当年的聂元梓，成为了厂内的风云人物。

成百上千张醒目的大字报纷纷张贴，用以对王洪文发起有力的反击。

王洪文突然“病倒”。6月16日，他悄然将一张病假证明递至保卫科代科长王有富[6]手中。

外滩，上海历史悠久的公园——黄浦公园。往昔时光，这里是恋人情侣们约会谈情、月下赏花之地。然而，在那场“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中，那份缠绵缱绻亦被一扫而空。王洪文孤身一人在冷清的黄浦公园中徘徊。与他一同高举义旗的几位“亲密战友”亦相伴左右。

自“造反”运动起，王洪文的定海路住所便每晚成了他那些“战友”们的聚集之所。往日的娱乐活动，如扑克、象棋、酒拳，以及“无轨电车”游戏，都已不再。他们在此密谋着如何继续对厂党委发起猛烈的攻击。

这间小屋位于上海国棉十七厂周边的狭窄街巷，四周皆是厂中工友的居所。小屋内的聚会活动已逐渐成为周边邻居们关注的焦点。

于是，众人便迁往外滩附近的黄浦公园。王洪文自然而然地坐上了几位“战友”中的领头位置。

在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后，王洪文作出了两项决策：首先，他决定前往中共上海市委以及纺织局党委进行申诉；其次，他计划持续撰写大字报，以揭露厂党委的问题。

请了“病假”以诉冤屈，却徒劳无功。王洪文步履蹒跚，疲惫不堪，返回至简陋的小屋，将满腔的愤懑倾注于那本横格纸上。

此番，王洪文执笔，唐文兰于其家中陋室誊录，成功制作出上海国棉十七厂的第二张“马列主义巨幅标语”。

6月18日的清晨，一张横幅式的大字报悄然出现在工厂的墙壁上，迅速吸引了众多工人的目光。其标题鲜明夺目：《再揭厂党委修正主义干部路线！》而这份大字报的“主笔”一如既往，正是王洪文。

上海国棉十七厂内，气氛瞬间变得紧张而紧张。针锋相对之下，一张显眼的大字报在王洪文的旁边迅速崭露头角：《猛攻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王洪文！》

瞬间，王洪文在上海国棉十七厂成为了“焦点人物”与“众说纷纭的对象”，成为了众人热议的焦点。

矛盾迅速升级，最终引发了“保卫科事件”。

那是6月19日的晚上9点钟，厂党委副书记张鹤鸣在途经保卫科门前时，注意到那里透出灯光。更令人费解的是，保卫科的房门不仅内部上了锁，而且外面还额外使用了一把挂锁进行反锁。

“夜已深，里面可是有人？”张鹤鸣轻敲房门，却无人应声。

保卫科，作为机密要地，其门前无人应答的沉默显得异常突兀。张鹤鸣立刻召集了一众人员，猛力敲击门扉，声音如雷霆般响亮，却始终无人应声。

9时45分，我们终于成功联系到了保卫科的一名工作人员。那扇门，正是他所锁闭的——他原本以为门外也设了锁，因此无人能察觉屋内有人的存在。然而，从窗户透出的灯光，却意外地“泄露”了这一秘密。

保卫科门开。

众人蜂拥而入，真相揭晓：原来王洪文与另外两位正于室内奋笔疾书大字报！

双方对峙。

张鹤鸣提出批评，对王洪文说道：“保卫科作为厂内关键部门，你却将其门反锁。如此一来，一旦发生紧急情况，内部人员无法外出，外部人员也无法进入，这责任应由谁来承担？”

王洪文对张鹤鸣的质疑未作正面回应，转而将话题引向别处：“当前，我们正需撰写针对厂党委的大字报，而你作为党委副书记，却率众强行闯入，此举无疑是对民主、群众权益及革命行动的压制！”

唇舌之战，双方争吵。

工人们见王洪文蛮横无理，将他团团包围。激烈的争执声，惊醒了厂部办公大楼的宁静。

翌日，"保卫科事件"的消息迅速登上各大标语墙。针对王洪文的批评性大字报数量，亦随之急剧攀升。

王洪文亦以笔为武器，接连发表多张大字报，直指张鹤鸣，对他进行严厉的指责，并毫不掩饰地称其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首先，张鹤鸣年仅四十余岁，并无显著的政治历史问题可供利用；其次，张鹤鸣在工人群体中深受爱戴，众多工人誓死捍卫他的地位。

王洪文之乱，令上海国棉十七厂陷入一片骚动，使得这座拥有九千员工的庞大工厂，沦为上海纺织系统中最为混乱的一家。

为确保上海国棉十七厂的生产秩序得以保持，1966年6月20日，上海纺织工业局党委作出决定，派遣工作组进驻该厂。

《再度揭露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张鹤鸣》。

6月30日，王洪文在厂党委的扩大会议上发表了长达一番的言辞，对张鹤鸣进行了“揭露”与“谴责”。

在那个初期的“造反”年代，王洪文显露了他的煽动魅力、组织才能以及独特的蛊惑之力。他的定海路住所，宾客络绎不绝，热闹程度堪比熙熙攘攘的茶馆。

他成功摆脱了孤立的困境。在他的周围，逐渐聚集了一批忠实的支持者。而他，自然而然地成为了他们心中的核心人物。

“我们的使命，便是推翻修正主义的厂党委！”王洪文屡次向同侪重申此信念。

自7月7日始，上海国棉十七厂的墙上“造反”标语和海报如雨后春笋般迅速涌现。

经该厂“大字报组”统计，自7月7日至7月19日期间，全厂共计张贴批判厂党委的大字报高达7525张。

上海国棉十七厂，作为上海纺织行业率先举起造反旗帜的先锋，其造反的声浪如今在上海众多工厂中已响彻云霄，即便在数千家工厂之中，亦已“声名鹊起”，名列前茅。

上海国棉十七厂的最新动态，已引起中共上海市委的高度关注。

上海国棉十七厂坐落于杨树浦路旁，其庞大的厂房如同巨兽般巍然屹立于路南与路北两侧。

1966年7月20日的清晨，路南与路北的两扇大门两侧，张贴起了巨幅的红色标语。这无疑昭示着，一场“红色喜讯”即将降临这座工厂。

果然，那鲜红的纸张上，赫然映入眼帘的是斗大的黑字：“热烈欢迎市委工作队莅临我厂，指导文化大革命！”“热烈欢迎以施惠珍同志为领队的市委工作队入驻我厂！”

一支队伍，在一位短发女队长四十余岁的带领下，浩浩荡荡地驶入了上海国棉十七厂。

数千工人在厂礼堂集会。

女队长步上主席台，她发表了关于如何深入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冗长讲话，多次引用了中共上海市委的指导方针。

借助广播之力，她的声音在厂区各个角落回荡。

“各位同仁，我等肩负着中共上海市委的重托，今至上海国棉十七厂，肩负起领导文化大革命的使命……”她话音刚落，会场内立刻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

她，施惠珍[7]，身为当时的上海市总工会副主席。在她的领导下，副队长张六吉、赵戈、焦凤麟，以及从上海市纺织、公安、工会等机关抽调的一百余名干部，共同构成了上海国棉十七厂新的领导团队。

施惠珍同志自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一位资深的共产党员。在解放战争时期，她首先在上海投身于学生运动，为革命事业贡献了力量，随后又转战沪西区，投身于私营棉纺厂的工人运动。解放后，她担任了上海国棉五厂的党委书记一职。不久，她晋升为上海纺织工会的副主席。自1958年起，她被调至上海市总工会工作。1964年，她正式担任上海市总工会副主席。

中共上海市委经过深思熟虑，决定任命施惠珍为进驻上海国棉十七厂的工作队长。她的群众工作经验丰富，对棉纺行业亦颇为了解，且与上海国棉十七厂并无任何人事纠葛。

施惠珍曾身历无数政治风浪。对于当前这场文化大革命，她虽感困惑，却依然依循过往的智慧——遵循党中央的号令，执行中共上海市委的指令。

尚未踏入国棉十七厂的厂门，施惠珍便已听闻王洪文的威名，深知他乃厂中举足轻重的人物。踏入厂区后，她便立即开始着手深入了解王洪文的为人，力求对其情况了如指掌。

万万想到，厂门口的红色标语依旧醒目地悬挂，而施惠珍在国棉十七厂尚处于适应阶段，便在市委工作队进驻的第十天，一份醒目的大字报突然在全厂引起了轩然大波：《市委工作队，请速撤离！》

施惠珍翻阅着那些大字报，内心不禁感到惊讶：工作队的内部讨论、团队动向，大字报的撰者竟然如此了如指掌？

仔细审视一番，施惠珍方才意识到，凭借过往经验处理事务，竟暴露出重大疏漏：在队领导的指导下，她设立了“材料组”。此部门至关重要，肩负着搜集全厂运动资料的职责。她指派了一名工作队员担任组长，并从厂内干部中挑选了数人作为成员。依照惯例，她自然选择了原组织科、保卫科的人员，其中包括唐文兰等人。然而，她初来乍到，未曾察觉到调任人员中，不乏王洪文的亲信。显而易见，王洪文对工作队的每一步行动都了如指掌。而工作队尚未摸清王洪文的底细，王洪文却早已洞察了工作队的动向。

“走了个姓孙的，又来了个猴子！”王洪文于其陋室之中，对身旁的同伴们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市委工作组与厂党委实则同出一辙，施惠珍与张鹤鸣亦步亦趋，气息相通！

王洪文转移了攻击目标，由原先猛烈炮轰厂党委转为对工作队发起猛烈攻势。

上海国棉十七厂呈现的异常迹象，迅速被工作队上报至中共上海市委。彼时，中共上海市委正致力于向上海各大关键单位派遣工作组，听闻国棉十七厂内传出反对工作组的呼声，立刻引起了高度重视。

上海与北京之间，存在着一种“时间差”的现象。在刘少奇的领导下，6月3日，北京派出了首个工作组——由张承先担任组长的工作组进驻北京大学，接替原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陆平的职务，负责领导那里的运动。刘少奇沿袭了“老办法”，即土改时期派遣工作组，“三反”、“五反”时期派遣工作组，“四清”时期派遣工作组，自然，在“文革”期间也采取了同样的做法。从6月8日开始，北京出现了反对工作组的浪潮。7月19日，毛泽东刚从外地返回北京，便明确地告诉负责中央工作的刘少奇，“派遣工作组是错误的”。

然而，北京的声音传递至上海，并不那么迅速。正因如此，就在毛泽东指出“派工作组是错误的”次日——7月20日，施惠珍率工作队抵达上海国棉十七厂。她全然不知，工作组已然沦为“处理品”！

王洪文，敏感而警觉，时刻关注着从北京传来的最新动态。他张贴反工作组的大字报，这不仅为他增添了更多“造反”的筹码，也让他的行动显得更加坚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