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长贵，生于1937年2月，山东聊城籍。1961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随后被分配至《红旗》杂志社工作。1967年1月起，担任江青的机要秘书。不幸的是，1968年1月，他遭到江青的诬陷，被扣上“坐探”的帽子，并被投入秦城监狱。直到1975年5月，阎长贵才获得释放。1979年9月，他的冤案得以昭雪。1980年3月，他重返《红旗》杂志社继续工作。】

（1）戚本禹推荐江青秘书

1966年6月的初旬，戚本禹，当时担任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副局长以及“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将阎长贵自《红旗》杂志社调任至中央办公厅秘书局的信访处。紧接着，在7月的起始，他再次将阎长贵引至钓鱼台，委派其加入“中央文革小组”的简报组工作。

在“文革”之前，江青并未在党内或政府机构中担任具体职务。然而，自她成为“中央文革小组”的副组长后，她收到的来信激增，每日甚至可达数百封，有时甚至上千封。面对这一情况，一支专门负责协助江青处理群众来信的“办信组”应运而生，该组由阎长贵领导，成员约七八人，并直接接受戚本禹的指导。

戚本禹向他们阐述了处理关于江青的群众来信时必须遵循的三大准则：

首先，针对江青的亲属、友人以及熟识人士涉及重要或重大事宜的信件，需进行摘要处理，并将原文信件一并呈送审阅。此类信件每日最多不超过三至五封。

其次，依据信函中所提及的问题，已转交相关部门处理，敬请林总留意。（林彪）此类信件，主要来自总理办公室、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以及国务院各部以及各省、市等机构，其比例高达99%以上。

第三，对于所有持反对或攻击态度针对江青的行为，均交由公安部门负责处理。

阎长贵回忆道，那时，“办信组”的成员们对江青怀有深深的崇敬之情，他们对工作的态度极其认真，以至于常常需要加班至深夜，有时甚至至十一点或十二点。

那是一个冬日里，1966年的某个午后，戚本禹与阎长贵漫步于钓鱼台的院落之中。戚本禹向阎长贵说道：“江青有意让我担任她的秘书，但我自认为性格较为粗犷，恐怕难以胜任。我看你性格细腻，不妨由你接替这个职位，为她担任秘书。”

阎回应道：“不妥，我未曾担任过秘书一职，对此并无经验，不知如何着手。”

戚言：“不懂就不去学吗？文件收发、挑选工作难道你也做不来？只需用心去做。我已向江青推荐了你。”

大约半个月后，1967年1月9日，戚本禹兴高采烈地踏入阎长贵的办公室，兴奋地宣布：“决定已经尘埃落定，你将被任命为江青的秘书，即刻便需迁往她所居住的十一楼！”阎长贵迅速收拾了几件衣物及日常洗漱用品，随即跟随他一同前往。

昔日，阎长贵的恩师，当时担任《红旗》杂志编辑并身兼“中央文革小组”要职的关锋，曾以冷静的语气告诫阎长贵：“你在政治上显得不够敏锐，实力不足，不宜担任江青同志的秘书一职。”

在“文革”爆发之前，江青身边并未配备专职秘书。然而，在长达十年的“文革”岁月里，她陆续更换了四位秘书，依次为阎长贵、杨银禄、刘真以及刘玉庭。

（2）文件分类麻烦，需随时待命

阎长贵担任江青的秘书，主要负责文件的收发与管理以及接听电话。在那时，江青收到的文件每日多达数十份，有时甚至上百份，堆积起来几乎有半尺之高，累计字数可达一二十万字。

这些文件不宜一股脑地呈递给江青审阅，然而若她听闻陈伯达或康生提及已审阅某份文件而她本人却未曾得见，那么秘书的过失便显得尤为严重。因此，对秘书而言，文件的分类整理既是最为关键的任务，亦是最考验智力的工作。

一类为必阅文件，一类为参考文件，另一类则为浏览文件。在江青每日清晨起身之前，阎长贵便将这三份卷宗送至她的办公室，置于她阅读文件时常坐的沙发旁的茶几之上。同时，他在第一份卷宗上用曲别针别上一张小纸条，上面记录了当日的日期、星期以及当天的日程安排。

阎长贵每日往返于办公室两次，分别在上下午时段取阅江青已批改的文件。遇有江青紧急指示需即刻发出并处理的文件，她便会亲自按铃，催促阎长贵即刻前来取阅。

江青独居于钓鱼台的十一号楼，此楼宽敞，拥有数十间房间。除却她的工作人员，鲜少有他人造访（李讷与毛远新偶尔会逗留数日）。她的办公室、卧室以及餐厅均配备了呼叫电铃。电铃响起一声，是为召唤秘书；两声则意味着护士或服务员的召唤；若三声连响，则是警卫员的紧急召集。

阎长贵坦言，江青午休或夜寝期间，他须坚守岗位，不得擅自离岗，更无暇享受休息日的悠闲。若江青召唤而其未至，那等待他的便是严厉的责备。

(汪东兴与江青的前后四任秘书合影。右起：阎长贵、杨银禄、汪东兴本人、刘真、刘玉庭。）

（3）江青不观“黄片”，生活不奢侈。

阎长贵透露，江青每年的居住安排，往往会在外地度过上半年的时间，有时甚至长达七八个月。通常情况下，自国庆节过后，她便会前往广州暂住，稍作逗留，继而前往杭州和上海，直至五六月间才返回北京。然而，短暂逗留后，她又会前往北戴河。但令人异的是，在1967年这一年，她却一反常态，始终留在了北京，未曾踏出家门半步。她的居住地，便是钓鱼台十一楼和中南海丰泽园这两个固定的点。

1967年，正值“文革”的攻坚时期，江青身为“中央文革小组”的首席副组长，她的日程安排紧凑而高效，无论是会议、接见还是审阅文件，均一丝不苟。即便在那一年，担任秘书的阎长贵也未曾有幸乘坐过她的专机或是专列。

江青的日常除了投身于工作和会议之外，便是沉浸在样板戏与电影的海洋之中。每当午餐时分，警卫员与护士们便会精选数部影片，呈送至江青面前，由她亲自挑选一部。

阎长贵提及，曾有一则传闻流传，声称江青偏爱观赏色情影片。但他本人未曾亲眼所见。在他任职期间，曾有一回观看法国影片《广岛之恋》，片头即呈现男女主人公裸体相拥的镜头，江青顿时显得非常愤怒，她大声喝道：“岂有此理，竟让我观赏这样的影片！”随即愤然起身离去。然而，这起事件并未引发后续的追责。

江青看电影时，会比较随便地谈她的看法。比如看《英雄儿女》，志愿军某师政委的女儿由老工人养大了，而工人的儿子却在战场上牺牲了。江青说：“在那个关键时刻，这位政委理应不再承认与女儿的关系。”在观赏一部空军题材的电影时，她又指出我国电影业存在一个问题：过于拘泥于技术细节的呈现，而忽略了提炼普遍性的问题，使得专业人士难以投入，普通观众又难以理解。

阎长贵透露，在饮食方面，江青的生活并不奢华，然而在饮食的选择上，她的口味却颇为挑剔。自1961年起，直至1976年10月6日江青被捕，程汝明始终担任她的专属厨师。无论江青是前往中南海参加会议，还是出席人民大会堂的活动，她都会经常携带程师傅同行。程师傅烹饪的菜肴，恰好迎合了江青的口味。

江青对鸡肉情有独钟，却独树一帜：她偏爱嫩滑的雏鸡肉，对老母鸡则避而远之，只钟爱老母鸡炖出的鲜美汤品。每当此时，程师傅便会精心烹制，将鸡肉调味后分给工作人员享用。阎长贵回忆，他不止一次品尝过这样的鸡肉。

（4）江青将“旗手”更改为“战士”。

1967年四月，江青将一篇文章交予阎长贵审阅，该文出自一位当时颇负盛名的京剧表演女艺术家之手。在约6000字的篇幅里，作者对江青给予了极高的赞誉，文章中“敬爱的江青同志”一词出现逾二十次，她更是将江青誉为“文艺战线上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最坚定、最勇敢的旗手”。

阎长贵看了以后，觉得有的地方应当稍作修改，于是向江青提了两点建议：

第一、是不是不称您为“旗手”好些？“旗手”应该是毛主席。江青说：“正是，正是！”随后她指示阎长贵：“请你转告关锋同志，让他为我处理这件事。”

第二、文中频繁出现“敬爱的江青同志”，似乎“敬爱”一词略显过多。其实，在关键处用上一两次即可，使文章显得更加朴实。江青表示：“这个建议同样不错，你可以代为转告关锋同志。”

文章在《红旗》发表后，作者看到将“旗手”改成“战士”，很不满意，怒气冲冲地拿着《红旗》，找到“中央文革小组”文艺组的金敬迈、李英儒等作家询问：“《红旗》杂志是否含有反对江青同志的颠覆意图？为何将我文中提及的‘旗手’一职删减？”

此事亦传至戚本禹耳中，然戚本禹对前因后果一无所知，遂向关锋咨询。关锋略显不悦，对戚本禹言：“无需向我询问，径自请教江青同志即可！”

（5）误寄信件，秘书生涯终结

在那1967年的岁末，阎长贵意外地收到了一封转自“办信组”的来信，信的收件人是江青。这封信出自北京某电影制片厂的一名女演员之手，篇幅冗长，字数逾万。信中，女演员详细叙述了自己的艺术生涯，提及自己曾以“江青”为名，解放后更名。她还提到，自己拥有一定数额的存款，愿意将其捐作党费。此外，她还描述了在“文革”期间所遭受的冲击，并对江青给予了高度赞扬。

阎长贵说，这个女演员写信无非是希望江青为她说句话，以减轻或免除她正在受到的冲击。他以为写信的人会和江青有什么关系，怕处理错了，负不起责任，于是在信上附了一张条子：“江青同志：此信中提及了您的名字。”

翌日，江青将阎长贵召至会议室，戚本禹与姚文元均在场，她面露严肃，将信掷于桌上，质问道：“为何将此信交予我？其意图何在？”

阎长贵惊愕得说不出话来，战战兢兢地吐出：“我恐怕这信件与您有所瓜葛……”

江青愤慨地斥责道：“愚昧至极！无知必致错误，乃至犯罪！你难道不知我自延安以来，未曾挪动过半步？来，你且阅读郭沫若的《洪波曲》一观。”

阎长贵尽管遭遇了严厉的责备，但内心自持清白，并未将此事萦绕心间，依旧按部就班地投入工作。然而，江青对他的态度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一周之内既未按铃召唤，也未指派他递送或分发文件。恰在此时，与阎长贵共同担任江青秘书的杨银禄返回故乡处理家事。

1968年1月8日夜晚，杨银禄结束了奔丧之旅。翌日清晨，阎长贵便带杨银禄去拜见江青（杨银禄自抵达已近三月，尚未来得及单独与江青会面）。江青态度不佳，对阎长贵高声斥责：“他已归来，你为何还来打扰？速将文件清点交给杨银禄同志。”阎长贵无奈，只得黯然退出了江青的办公室。

此日，阎长贵将江青的全部文件转交给了杨银禄。当夜，大约在八九点钟时分，陈伯达与汪东兴一同找阎长贵进行了交谈。

陈伯达语重心长地指出：“鉴于你的文字工作专长，或许更适合回归办事组，发挥你的优势。”

汪东兴言道：“暂不急于行事，需遵循既定程序，此乃工作人员离别首长身旁时的惯例。”

汪东兴命阎长贵整理好个人物品，随即将他送往钓鱼台警卫连连部。

行走间，汪东兴面带微笑地对阎说道：“你无大碍，我已详细查阅过你的档案，是你被精心挑选而来。”随后，他将阎送往警卫连连部，便转身离去，此后再无音讯。

闫长贵、王宇清。（毛泽东警卫员）、许春华（江青护士）、张素兰（江青服务员）、王保春（陈伯达秘书）、吴旭君（毛泽东护士长）叶群、江青、林彪、李医（保健医生）、徐业夫（毛泽东机要秘书）】

（6）被误指为“坐探”，引起高层关注

在那一天的一年之前，他陪伴着戚本禹步入江青的身旁；而仅仅一年之后，他竟沦为阶下囚。

在阎长贵被隔离的第三日夜晚，陈伯达与姚文元造访。陈伯达向他询问：“你此刻在从事何事？”

他说：“在看书。”

陈伯达言道：“你何必再翻阅那些书籍，重要的是要深刻反省自身的过失。”随后，他续道：“王力、关锋、戚本禹，皆为不端之徒……”

姚文元迅速地指向他，紧接着补充道：“你就是王、关、戚三人暗中安插在首长身边的间谍！”

阎长贵闻言，心头一震，感觉自己仿佛被当成了“间谍”。

1月23日晚，陈伯达、谢富治、杨成武、姚文元四人联袂与阎长贵进行交流。对话伊始，姚文元便指着众人说道：“瞧瞧，今晚都有哪些重要人物到场？中央政治局常委……”。（指陈伯达）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长（指谢富治）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长（指杨成武）……”姚文元没说自己。

阎长贵心中疑惑，想不通自己这个小小干部怎会招致党、政、军高层人物的关注？他感到脑袋一阵眩晕，一时间竟无言以对。

翌日，阎长贵接到了指示：“你将被调往他处。”随之而来的是一次出乎意料的变动，他被转移至了秦城监狱。

昔日，江青曾诬陷他盗取了毛主席的手稿，指责他成为了首长身边的“卧底”。然而，他后来方才得知，24日深夜，有关部门对其住所进行了搜查，最终却一无所获。

（7）监狱孤寂，提审亦乐。

1968年1月24日凌晨，两名全副武装的军人将阎长贵押解至秦城监狱，途中乘坐的是一辆装甲吉普。阎长贵身着军装，抵达监狱后，换上了黑色囚服。狱方管理人员告知他：“你已被依法逮捕，编号为6820，今后你将被称为‘6820’，请记住这一点，明白吗？”阎长贵回答了知晓。这个编号或许是因为他在1968年是第20位被监禁于秦城的“囚犯”而得名。

阎长贵所居的单间不过七八平米，内设一张不足半米的小床，铺着污渍斑斑的床单和被褥。靠墙处设有简易的厕所和洗漱池，头顶的灯光彻夜长明。身处其中，他难以入眠，欲向门外站岗的哨兵搭话，却只说了“同志”二字，便被一声断喝打断：“你叫什么同志？”他顿时语塞，心中暗想，今后恐怕连“同志”这一称谓也将不复存在。

他日复一日，清晨的餐桌上总是窝头、稀饭与咸菜相伴，偶尔会尝到馒头的滋味。菜肴则以大锅炖煮的白菜、萝卜为主，米饭难得一见。春节来临，方能品尝到几枚饺子，偶尔还能分得一些水果。

在他记忆中，未曾遭受饥饿之苦，亦未尝皮肉之痛（仅因罚站而度过一个漫长的上午），然而，精神上的折磨却足以让人精神崩溃。起初，书籍与报纸皆被剥夺，就连他入狱时携带的林彪所赠的《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亦被没收。每日，他只能无所事事地坐着。

为了消磨时光，他不断数着床头暖气罩上的孔洞，随后又反复吟咏那些熟稔的毛泽东诗词以及唐宋名篇。在此过程中，他也开始尝试着自己创作诗词。

直至1969年4月“九大”召开，情况方略有转机，每日为他送来一份《人民日报》，每月则发放一本《红旗》杂志；同时，被没收的《毛选》亦悉数归还。他将这些报纸悉心保存，堆积如山，反复研读。他感慨，在这孤寂的单身牢房中，即便是提审也成了难得的慰藉，因为那意味着与人交谈的机会。在秦城监狱度过的七年多时光里，提审次数寥寥，不过两三次，且并未揭示出任何重大问题。

1975年5月22日，专案组进驻监狱，随即郑重地告知他：“中央已做出决定，准许你获释，并将你送往湖南的某个农场参与劳动，以等待最终的结论。”这一消息，他们不厌其烦地对他重复了两遍。他心中喜悦溢于言表，尽管对即将前往遥远且陌生的湖南某农场改造充满未知，但至少他能够告别那囚禁的生活。

阎长贵被囚禁的消息，无人知晓。在那漫长的七八年岁月里，他的家人音信全无，父母和妻儿皆不知他生死未卜。农场生活开始后，他最先做的就是给家人写信。随着时间的推移，父母、妻子以及儿子相继来到了农场，并在那里与他会合，安顿了新家。

1975年岁末，他重返北京，前往《红旗》杂志社领取物品。途中，他与旧日的同事况浩林不期而遇。对方惊呼：“你竟然还健在！”激动之下，她紧握双拳，泪水夺眶而出。

其一，企图利用虚假材料；（该信转给江青）一、构陷我国中央领导同志；二、庇护“五一六”组织的成员吴传启。社科院哲学所学术秘书、林聿时《哲学研究》编辑部主任留党察看一年。

阎长贵坚决否认这是莫须有的指控，起初拒绝签署相关文件。对方以江青的名义施压，声称：“这是首长所定的结论……而且你所受的处分其实并不算严厉。”阎长贵心想，自己已被囚禁七年有余，如今还要额外留党察看一年，怎能说这不是严厉？当时江青仍掌握实权，为了谋求工作机会，他无奈之下违心签署了文件。

（晚年阎长贵）

自“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来，1979年9月，杂志社党委正式为阎长贵进行了“全面平反”，并决定将他恢复原职，重新安排至《红旗》杂志社工作。